耀眼的“亚洲硅谷”以色列企业集群

企业集群现象近些年在世界上多个地区开始出现，尤其是在以色列。基本原则在于构建一个优秀的培训中心，一个众多小型公司围绕着一家(或多家）重要公司而转的场所，这家重要公司最好具有创新精神。

某些因素会导致一个区域相比另外一个区域更有利于形成集群,但是其他因素对于集群的形成也很关键:一流的大学,带来国际节奏的跨国公司（例如在格勒诺布尔市的惠普)，代表创业公司投资者的风险投资行业，支撑经济全局、支持竞争情报研究和拥有强大关系网络的政府。

以色列集群的特征在于整合了能保证其成功的七大元素。例如，在俄罗斯，我们可以发现有优秀的大学、政府支持、扩张中的技术产业以及重要的国防产业。但是跟俄罗斯不同的是，以色列拥有成功的风险投资业，使之获得了通往国际金融市场的入口，也滋养了创业精神。最后，俄罗斯政府的风格比较隐晦不明,而以色列的公共政治却显现出更多的透明。

如何创建“集群”或者“创新谷”

模式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不同的做法。我们可以通过聚集成功必不可少的几种元素来创建一个集群。

至少需要一两个领导者，周围有一些小蜜蜂以及15 ~ 20家公司，以形成连锁反应。例如，围绕着Sim卡，形成了魏茨曼研究所和一个领导者团队，以及一些小型公司，譬如Athena智能卡公司、Aurora科技公司或者Beepcard。我们发现一个“硅谷”正在自发形成,产生了沃土效应,在这片土地上小公司就如蘑菇般生长，也有可能如蘑菇般消失。这并没有统一的答案。

首要王牌就是要有卓越的大学，以及一些领军企业、大型工业集团在此发展，譬如在格勒诺布尔市的意法半导体公司，它们都有风险投资行业的陪伴支持。这是一个跟企业家精神相联系的主要元素,代表着一个“硅谷”的“软实力”。我们很快认识到敢于冒险的能力和行为方式都是至关重要的。创建一个“集群”也需要政府的积极支持。最后，还需要某种态度、精通竞争情报研究和人际关系，以及能有效通过人际网络接受信息的方式。

在一个集群里，人们齐头并进,他们之间保持着职业、社会和个人的多重关系。参与者之间相互邻近是一个重要因素:它有助于想法和知识的交流,加快了与供应商和客户的接触和对专业信息的接收。尽管有互联网和视频会议带来的便利,虚拟硅谷还是失败了。相反,相邻的位置创造了交流、施肥和授粉的效应，这是硅谷的魔力。我们在网上工作，这是建立在有血有肉的人的基础上。这并不是从花蕊到花蕊传播的花粉粒，而是信息,是未来的创新观念。

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公司，如果有可能最好是互补性的，且它们足够重要,以便形成规模效应。还要找到正确的地方，那里要有民族、公司和地区的智力资本。如何积累智力资本呢?在何处可以创造这种交流价值,而且将这种交流真正量化?

不同类型的集群

旧金山的硅谷、伦敦、都柏林、剑桥、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以色列、台北、班加罗尔、和深圳等城市构成了主要集群。全世界一共约有700个科技谷，但是形态迥异。

例如，有“婴儿集群”，就像出自摩洛哥国王的意愿、受到领军企业支持的Atlas谷。

在“婴儿集群”中，每个人都在讲自己的语言，就如同法国索菲亚科技园，是一个运营得很好的硅谷，但是在大学和企业之间还是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困难。

“岛屿集群”，也就是孤立的硅谷，譬如以色列、新加坡或者中国台湾。

旧金山的硅谷是一个“磁铁集群”，吸引着外国投资者们。尽管2000年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它还是在一条新的技术弧线上反弹了，而且比以前更具创新能力。

我们还可以发现“关系网集群”，譬如印度的班加罗尔跟旧金山一直有着长久的联系。

集群成功的关键因素

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位领导者，一个标志性人物，一个“积极的疯子”——政治家、大学学者.创业家,被创造的欲望鼓舞着,拥有具有“传染力”的能量和预见力。

美国有硅谷有、微软、苹果、英特尔、惠普、思科、朗讯、英伟达等高科技企业。

美国硅谷有甲骨文、苹果、英特尔、惠普、思科、朗讯、英伟达等高科技企业。甲骨文这家软件公司的老总拉里·埃里森创造了世界上最大数据库软件公司，他虽然在大学没有得到学位，也从来没有上过一堂计算机课，但他通过自学，成了著名的程序员。他一度也是世界首富。

比尔·盖茨在大学三年级时，从哈佛大学退学，全身心投入其与童年伙伴Paul Alen一起于1975年组建的微软公司。他们深信个人计算机将是每一部办公桌面系统以及每一家庭的非常有价值的工具，并为这一信念所指引，开始为个人计算机开发软件。最后缔造了著名的微软公司，一度是世界首富。

1976年4月1日，乔布斯、沃兹及乔布斯的朋友龙·韦恩签署了一份合同，决定成立一家电脑公司。随后，21岁的乔布斯与26岁的斯蒂夫·沃兹尼亚克在自家的车房里成立了苹果公司。苹果电脑、ipod、ipad、iPhone系列手机、iOS操作系统，还发布了AirPods、Apple Watch、HomePod 等周边产品，并迅速改变业界，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并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创新口号"让我们一起改变世界吧！"让很多企业家视其为精神偶像！

而在以色列，不得不提到史蒂夫·维特海默(以色列创业家和工业家),他是以色列最受敬仰的人之一，便是这种人物的生动写照。迄今为止,他创建了四个工业园区,其中就有1982年在以色列北部创立的泰芬园区，每年能产生超过10亿美元的收益。领军企业也同样重要，最好能有创业公司围绕。

在一个集群里，属于同一专业领域的小型公司是良好环境的组成部分。例如，在生物科技行业，梯瓦制药公司专注于非专利药品，在它周围围绕着数量庞大的小公司，某天其中的一个或者另一个会崛起。

产业和教育协同发展

之后能确保集群成功的因素，就是各个成员之间相互汲取营养，以及合作和竞争观念,体现为这种行为姿态:“我在参与一场冒险,但是我知道自己有专门的保留领域而且我是个竞争者。”

还有一种特别观念同样有助于集群的成功:接受相异性以及来自外部的创新,地理与社会上的聚居文化，能够与来自所有文化和社会的人合作。

发展人际网络并不是简单地交换名片，在不同专业领域里的交流质量是根本。人际网络管理对于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建立在信任和互利的观念，以及了解别人能力的基础上的。在换公司、地区、国家的时候，保留好第一层面的网络，好好经营并加以转化，是极其重要的。

　　对知识的转化是集群得以成功的另一个因素:以不同合作伙伴之间的畅通交流为特征,实实在在地投资教育。在集群最初形成时，冒险的理念对于它的发展也始终不可或缺。最后，创建一个品牌、一个强有力又积极的形象，也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美国硅谷的启动多亏伯克利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以及它们的教授,创立了真正的研究中心和公司。在21世纪初期,美国硅谷差点在互联网泡沫破灭时随之消失，因为这里是互联网世界的核心。然而，事实正好相反:许多个体聚集在一起，拷问自己能联合起来共同做些什么。于是他们投资了自动化行业和其他以前并不存在的行业。美国硅谷的例子说明了只要推动交流和创新，大型谷的生命力是很持久的，而且在危机时期能呈现新的生命周期。

　　集群的生命力首先跟真正的大学、教授、企业、基础设施和投资者联系在一起。很多国家都意识到集群是名副其实的吸引力中心，都曾试图建谷。它们在纸面上创造了大量过剩的卓越的谷，可是实际上，却需要建设基础设施、组织交通以及合理布局,以便打造其吸引力，而且个中的人不会觉得过于被边缘化而最终只想着一件事情:离开。

　　那些最优秀的谷都是交流、流通之地,是新兴的黄金国，能顺利地吸引人才和梦想，并且让人有留下来的欲望。

　　例如，在日本，一个建谷计划问世，却是以一个简单的企业园、科技园而告终。从美学观点来看那个计划是非常棒的,可是人们之间缺乏沟通。在麻省理工学院,学生、老师和设计者喜欢待在校园和图书馆里,但是他们之间尤其注重交流。

　　一些非常优秀的专家懂得发表杰出的研究成果，却不明白创新和创业并不是一些“工具包”。应当有一种神奇的感觉在集群中心颤动,而它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年轻人拥有表达自己观点的可能性,以及创新需要的精神空间。法国索菲亚高科技园便非常出色，可是还远不足以成为榜样,因为在那里工作的人的不满率非常高:他们把自己视为技术奴隶。一个谷应当是个令人愉悦和满意的地方。特拉维夫在2010年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球最美的十大海滨城市”之一,把它称为地中海的“迈阿密”。

　　2011年，两家以色列机构被美国《科学家》杂志评为全球前十佳适合学术工作的场所。评选标准众多且多样:基础设施质量、容纳研究中心的城市的生活条件……雷霍沃特的魏茨曼研究所名列第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名列第五。此外魏茨曼研究所是这个最高荣誉称号的常客，因为它曾两次进入这项排名。

　　同时需要有真正宽松的氛围盛行,不同平台之间的沟通要便利，个体与个体之间能方便地联系彼此。在以色列，魏茨曼研究所的科学家只需要过街就能去到对面的生物科技中心。这个中心近几年才建立且仅有四五座建筑，而它的成功多亏了与工业园区和那些乐于前往的研究所学者们的不断交流。

不幸的是，在法国，一个决定转向工业实业的学者是不被他的同行看好的。在以色列，如同在新加坡或者中国一样，大家明白纯学术研究和工业家之间的交流能够丰富双方的知识，在这一点上不存在任何分歧。

譬如以色列医学奖的获得者Michel Revel教授因为他的学术工作变得更加富有:他在魏茨曼研究所申请了多发性硬化症的专利，他的公司Serono销售利比(Rebif )，也就是世界知名的干扰素。他同时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的成员，在下面的专栏中他表达了关于学术和工业世界联系的观点。

以色列海法Matam科技园位于以色列理工学院的下方。色列理工学院校园位于面朝海法湾的山丘之上。迦密山的脚下的以色列的硅谷——海法Matam科技园将以色列的创业公司与诸如微软、英特尔、谷歌、雅虎和IBM等美国知名大公司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片人才济济的苗圃里,以色列理工学院找到了它的能量和学生，这是它的前途所在（见图3-3 )。这个帮助以色列最古老的大学收获了声誉的秘诀却是不稳定的。”

然而事实在此:75%的以色列工程师走出了他们的学院、研究中心和实验室,正如创业公司70%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一样。一些全球知名的发现,比如用于治疗帕金森的药物雷沙吉兰、用于环保发电和海水淡化的新方法、微卫星方面的公认技术等，均是这所大学的成就。

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学生们灌溉了所有的公司和以色列经济，尤其是在国防和信息产业，也同样在医学、纳米科技、电气和土木工程、机械、管理和建筑领域。这一清单并不仅限于此,因为1.3万名学生能在18个专业中自由选择，它们被归为五大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和生物学。从第一学年开始，学生就要选择其中的一个学院。学生教育以职业为导向。学生如果选择了信息学院航空航天专业，学成之后就能加入一支专业队伍，实际运用这一领域里最先进的技术。

技术转移方面的专家Benjamin Soffer指出了以色列理工学院成功的一大关键,他指出:“20年前以色列社会的英雄是将军，而今是那些创业家。”

成果如期而至。倘若50%的以色列出口都集中在高科技领域，是因为在以色列除了硅谷之外还有着密度最高的高科技公司，以色列理工学院为此提供了保障。还有一个政治方面的原因:除了对研究和发展给予的优先权之外，以色列在近东的孤立无援导致了与邻国之间的商贸往来十分困难,推动跨越边界线放眼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以便结为合作伙伴,欧洲亦然，正如以色列理工学院法国校区的校长 Muriel Touaty的见证:“理工学院不仅在法国获得了显赫的地位，还成为了与工业和政治界之间不容否认的战略合作对话者，在两者间建立了可观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水、能源、生物科技和医学领域和法国工业签署了100多项合作协议。在大学注册方面，覆盖了全法国: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 INSERM ),所有大学，尤其是巴黎高科技工程师学校集团。”

来自：周常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