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9，亚洲园区竞争力报告课题组联合世开创投招商网、新加坡世界开发区研究院发布：《2021亚洲开发区（园区）竞争力指数报告》揭露2021年度亚洲开发区（园区）竞争力百强、2021年度亚洲开发区（园区）投资价值百强、2021年度亚洲开发区（园区）营商环境百强、2021年度亚洲开发区（园区）创新力百强：

园区经济是区域经济的核心部分，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代表的产业园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更是创新发展的引擎。此外，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区域协同等方面也发挥着向导和先锋作用。作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新势力，亚洲经济正迈向新的台阶，尤其以中国为代表的产业园区发展已经迈入“标杆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纪疫情叠加俄乌冲突，国际固有格局和体系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在新形势下，百强园区的新内涵、新特征、新亮点对探索产业园区创新及高质量发展的途径有现实借鉴意义。

《 2022 亚洲园区竞争力百强报告》从竞争能力、创新能力、投资价值、营商环境和抗风险能力五个维度对亚洲范围内的产业园区进行比较和排名。调研工作于 2020 年 9 月启动，历时 13 个月完成编写、校对工作。报告以产业园区的产值、营业规模为初步遴选标准。此外，将发展前景良好或引入战略新兴产业的产业园区（如以生物医药、新能源、机器人、数字创意、新能源汽车、大数据和航空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园区，或倡导绿色产业、电子商务的产业园区）也纳入本报告的研究范围。

1.1 2021年亚洲开发区（园区）发展态势

1.1.1 2021年亚洲开发区（园区）总量变化态势

在开发区中，GDP超过 1000亿元的园区共有 48个，与 2020 年相比有所增加。

1.1.2 2021年亚洲开发区（园区）发展的优势因素

1.政策支持持续发力

为恢复经济， 2021 年亚洲经济体继续出台相应政策支持经济恢复。在东亚地区，中国按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要求，对经济恢复的支持持续发力。一是下调赤字率，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2021 年赤字率按 3.2%左右安排，比 2020 年有所下调，赤字规模为 3.57万亿人民币，比 2020 年减少 1900亿元人民币，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二是持续进行减税降费，计划全年为市场主体新增减负 7000亿元人民币以上。三是扩大直达资金范围，资金总量为 2.8万亿元人民币，比 2020 年增加 1.1万亿元人民币，提高财政资金效率。四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实现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 7.8%。2021 年 11 月日本岸田内阁宣布了 55.7万亿元日元（约合 4880亿美元）的空前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包括向家庭派发现金及支持小企业等。韩国继续采取措施，增加政府支出以促进产业升级、商业投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卫生及就业。 2021 年 8月韩国政府提出 2022 年财政支出达 604.4万亿韩元（约合5184亿美元）的计划，同比增长 8.3%。

在南亚地区，印度政府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继续增加卫生健康、民生保障及经济刺激等方面的支出， 2021 — 2022 财年预算财政支出 34.83万亿卢比，与上一财年预算财政支出 30.42万亿卢比相比增加 4.41万亿卢比。其中，资本支出预算由 2020 — 2021 财年的 4.12万亿卢比（564亿美元）提升 34.5%到 5.54万亿卢比（759.8亿美元），主要反映了政府通过投资于基础设施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巴基斯坦 2020 — 2021 财年预算包括 2018年以来最具扩张型的一揽子政策，出台了规模为 1800亿新谢克尔（约合548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土耳其继续实施救助性补贴政策，在取消最低工资所得税、补贴信贷的同时，政府还提供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NDF），帮助出口商缓和汇率波动风险。

在中亚地区， 2021 年哈萨克斯坦仍然执行扩张型财政政策，为企业提供补贴贷款等支持，帮助其抵御疫情造成的财务风险。

出于刺激经济的需要，部分经济体央行实施了降息。 2021 年印度尼西亚央行继续实行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2 月将基准利率下调至 3.5%，为历史最低水平。中国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于 2021 年 12 月将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调5个基点至 3.8%；同时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土耳其顶着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双重压力， 2021 年 9 — 12 月央行连续 4个月降息，共下调基准利率500个基点。

部分经济体依然维持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日本央行无意快速退出大规模货币刺激计划。自 2020 年 5 月来，印度央行一直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以支撑经济复苏。此外，沙特阿拉伯、泰国、越南等经济体 2021年的利率维持不变。

2.对外贸易可观，投资转强

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的基础上，中国、韩国等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发展。

（1）对外贸易

2021年前三个季度，亚洲货物贸易总额为 11.9万亿美元，比 2020 年同期增长 29.7%，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 36.8%，相比 2020 年同期上升 0.6个百分点。其中，货物出口总额为 6.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9%；货物进口总额为 5.7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30.5%。

在亚洲各经济体中，中国积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外贸易规模再创新高。据中国海关统计， 2021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突破 6万亿美元，达到历史新高，继续保持全球第一，相比 2020 年增长 30%。其中，货物出口总额为 3.3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9.9%；货物进口总额为 2.6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30.1%。日本对外贸易也出现快速发展，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统计， 2021 年日本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1.5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0%。其中，在钢铁、汽车、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出口产品强劲拉动影响下，日本货物出口额同比增长 18.5%，日本货物进口额同比增长 21.4%，主要原因是原油、液化天然气等进口产品价格上涨。韩国 2021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突破 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其中，货物出口总额为 0.6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5.8%，创下自 2010 年来的最大增幅；货物进口总额为 0.6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31.5%。

2021年印度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 0.97亿美元，同比增长 49.1%。其中，货物出口总额为 0.3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42%；货物进口总额为 0.5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54.4%。据越南海关统计， 2021 年越南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 0.67亿美元，同比增长 22.6%。其中，货物出口总额为 0.3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9%；货物进口总额为 0.3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6.5%。贸易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也使得越南成为世界20大贸易经济体之一。 2021 年泰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 0.5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3.1%。其中，货物出口总额为 0.2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7.1%；货物进口总额为 0.2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9.8%。 2021 年土耳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 0.50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7.6%。

（2）外资吸引能力增强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 2021 年流入亚洲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为5880亿美元，相比 2019 年增长 5.2%，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的 63.3%，相比 2019 年上升 25.3%。

分经济体来看， 2021 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 1734.8亿美元，相比 2020 年增长 20.2%，远远高于全球平均增长水平。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统计，2021 年前三个季度，流入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资为 214.4亿美元，相比于 2020全年增长 109.1%。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1 年韩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 295.1亿美元，同比增长 42.3%，实际使用外资 180.3亿美元，同比增长 57.5%。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统计指出， 2021 年泰国共吸引外资4554亿泰铢，同比增长 170%。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统计， 2021 年前三个季度马来西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1061.36亿林吉特，相比于 2020 同期增长 135.5%。据越南计划与投资部的统计， 2021 年越南吸引的外国资本达到 311.5亿美元，同比增长 9.2%。据印度尼西亚投资部的统计， 2021 印度尼西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310.9亿美元，同比增长 8.5%。据沙特阿拉伯投资部的统计， 2021 年前三个季度，沙特阿拉伯吸引的外商投资为 652亿里亚尔，比 2020 年同期增长 390%，主要得益于跨境并购的增加。

3.亚太政治局势相对整体稳定，国家间合作加深

亚太外地区热点议题不确定性增长。俄罗斯与乌克兰及北约的博弈延续并加剧、伊朗核问题持续升温；在中东地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持续多年的冲突再度升级；在非洲大陆，包括喀麦隆在内的部分国家内部冲突和暴力活动频发、埃塞俄比亚内战各方依然打得不可开交。

区域贸易协定（RTA）的签订与落实加速，尤其是近几年兴起的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成为推动国际经贸合作和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力量。 2022 年全球覆盖人口最多的区域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有助于为区域乃至全球疫情后提振经济。 2018 年以来，不同地区积极推进区域贸易协定，涉及亚洲的包括欧盟—日本、欧盟—新加坡、欧盟—越南、智利—印度尼西亚的自由贸易协定等。随着英国退出欧盟， 2021 年亚洲各国和英国重新签订一系列区域贸易协定，包括与日本、韩国。此外，还有印度—毛里求斯、中国—毛里求斯、欧亚经济联盟（EAEU）—塞尔维亚等自由贸易协定。

4.疫情当前亚洲略显从容

据美国媒体统计，截至 2022 年 1 月 2 日，全美过去 7天日均新增确诊约 35万例，较前一周激增 54%。日均新增死亡约 1120例，较 2021 年 11 月底增长近 20%。 2021 年 12 月 30 日当天，美国新增确诊超过 64万例，为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最高纪录。法国 2021 年 12 月 31 日新增确诊高达 23万例，创下欧洲国家有史以来最高日新增确诊记录。截至 2022 年 1 月 2 日，欧洲过去一周新增确诊超过 480万例，是去年同期的 3倍。

截至 2022 年 1 月 2 日，亚洲周边累计确诊病例 5715万例，全球占比为 19.7%，累计死亡约 90万人，全球占比为 16.5%。亚洲周边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35%，确诊和死亡病例却远低于这一水平。可以说，相较其他地区的人民，亚洲人民的生命更受重视，得到了更好保护。从国别看，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新加坡、蒙古国、日本、尼泊尔、缅甸、印尼、马尔代夫等 14国均保持日均新增确诊低于500例的低位。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日均新增确诊分别比 2021 年 11 月月底下降 52%、 33%、 15%，均保持稳定向好态势。

图1-1 美国和欧洲每日每百万人新增确诊病例

图1-2 亚洲部分国家每日每百万人新增确病例

1.1.3 2021年亚洲开发区（园区）发展的优势产业

亚洲各开发区的优势产业不尽相同，但是基本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部分兼顾传统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布局，极少数仅布局传统制造业。 2021 年亚洲开发区（园区）发展的优势产业如表1-2所示。

表1-2 2021年亚洲开发区（园区）发展的优势产业

1.1.4 2021年亚洲开发区（园区）发展的重点方向

面对纷杂的国际环境，产业园区纷纷谋求自身竞争力的提升，加快产业再次转型，整体产业转型体现出如下三方面特色：一是数字化，产业园区将数字化、智能建造作为制造方式、产业链升级的关键导向；二是绿色化，低碳环保，集约节约的发展理念越来越成为各个园区打造升级园区的核心理念；三是高端化，在传统制造业和以电子信息技术等为核心的上一代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上，园区发展以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为核心。 2021 年亚洲开发区（园区）产业转型方向如表1-3所示。

表1-3 2021年亚洲开发区（园区）产业转型方向

1.1.5 2021年亚洲开发区（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情况

1.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较低

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资源投入产出效率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当前创新效率不足，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主要依靠大量投入带动。虽然园区与非园区相比，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较高，但就园区内部来看，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着力提升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应是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

2.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我国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差异，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较高的园区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其次是中部地区，效率最低的是西部地区，该结果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一致。其中，东部地区的江苏、广东、山东三省园区创新效率高于均值的数量占比达到 46%，而西部地区园区创新效率较高的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等地区。这表明，园区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园区作为区域经济重要的增长极，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园区的发展也离不开区域经济的支撑，区域的要素市场、产品需求市场的规模和质量都会通过集聚经济的共享、匹配与学习机制对园区的投入产出效率产生较大影响。

区域间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分布较不平衡。江苏省拥有15个国家级园区，占有量为全国第一位，山东省和广东省分列第二、三位，分别拥有13个和11个国家级园区。但是东北地区仅有16个国家级园区，仅比江苏省多一个国家级园区。因为更多的国家级园区可能集聚更多的企业，所以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就较好。

3.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与工业总产值呈正相关关系

对比分析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排名与工业总产值排名，可以看出二者基本呈现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图1-2所示），表明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提高主要依靠产业集聚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从理论上来看，产业集聚的规模优势会对创新效率产生重要促进作用，马歇尔、克鲁格曼等针对产业集聚对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认为产业集聚除了会通过共享、节约成本、技术溢出等机制促进创新效率改善外，还会通过强化竞争、降低信息不对称、引致制度创新等方式，促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激励相容，凝聚不同利益主体协同开展创新和升级，从而使产业整体创新效率不断提升。

图1-2 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排名与工业总产值排名分布

4.产业关联程度较低

部分园区存在产业相关程度低的问题。产业关联程度是指同一产业内的企业可以通过各种类型的投入品与产出品建立经济与技术上的联系，通过这种联系建立起相互协作的上下游产业体系并产生技术网络，同时促进上下游企业的发展。但是在国家级园区建设的初期，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发展方式是通过政策性的优惠或者一些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条件吸引企业进入园区发展。一些地区的政府只关注能吸引进入国家级园区的企业数量，并不关注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企业之间是否存在产业关联度以及产业之间的协作。所以园区内产业门类复杂且缺乏专业化的分工，最终导致园区内的企业只是地理空间上的聚集。

5.产业同构性较高

部分园区发展着同类或者相似的产业。产业同构性是指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不同地区之间有类似的产业结构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很多国家级园区没有考虑自身的自然禀赋和区位优势而选择跟风发展。近年来，在政府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关注力度且国内高新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我国又掀起了一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浪潮。各省、市、自治区的国家级园区都投入大量资金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和电子信息等产业，我国国家级园区之间产业趋同及重复建设问题较严重。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计算机网络和软件产业的同构程度分别为 35%、 59%和 74%。相同或类似的高新技术项目在不同地区被重复建设导致了大量的资金被低效率的使用，且每个地区缺乏特色产业。更重要的是如果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国家级园区同时发展相类似的产业，发达地区大概率会将发展该高新技术产业所需的人力资源都吸引过去，不发达地区则会缺乏充足的人力资源，从而导致区域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1.1.6 2022年亚洲百强园区共性特点分析

1.政策支持促进园区高质量发展

政府对国家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支持表现在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两方面。政策支持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资金投入可保障园区建设，两个方面影响园区高质量发展。2020年，我国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优化园区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国家园区担负着通过创新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占领高端价值链的重任，发挥着创新引领、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家重视园区的发展，不断投入人才与资金资源，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因此，政府支持对国家园区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政策支持包括提供良好的发展软环境，如减免园区企业税收，出台土地与税收优惠政策、创新激励政策，完善人才落户与服务政策、知识产权资本化，以吸引高新企业和创新人才流入；资金支持主要通过投入科研经费、设置研发专项基金、产业扶持与补贴推动创新发展，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产城融合。国家园区在政府支持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拉动区域经济发展，国家实施京津翼协同发展、西部大开发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2.创新驱动促进园区高质量发展

创新驱动是园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素，包括开发新产品、应用新的生产方式、获得新的生产要素来源、开拓新的市场渠道和形成新的组织形式五个方面。国家园区产业创新系统构成要素和研究范围比传统产业经济研究更宽泛，包括知识和技术基础维度、行为主体及其网络关系维度。我国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节点上，我国量子科学、凝聚态物理等“卡脖子”问题的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国家园区须抓住机遇，担负起科技创新的使命，率先占领新兴领域和创新高地，保持核心竞争力。这不仅是国家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更是国家经济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创新发展决定了园区发展的“质量”与“速度”，通过技术创新、产学研合作、知识共享促进高新技术企业、新兴技术、创新人才迅速集聚，带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升高新园区的内部竞争力。同时，通过技术创新促进制度创新，促进协同发展，建立区域创新系统，提高资源利用率，使制度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为创新发展保驾护航。现有研究表明，创新发展中R&D经费支出和科研人才对国家园区创新发展起着正向作用。我国国家园区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存在不均衡现象，创新创业资源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资源密集的城市。国家园区是引领区域发展的创新引擎，应发挥其创新优势，形成对区域发展的扩展效应，带动区域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3.数字经济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通过数据引导资源发挥作用，利用数字与信息技术对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影响，体现为数字化生产、智慧化生产等方面。园区发展数字经济是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先进技术与产业的融合发展，表现为智慧化的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一方面，应用生产线数字化模拟、实时计算操控、全流程监控与交互等智能制造技术，彻底改变传统的研发、设计与生产模式，极大增强产品与服务研究、设计、开发环节的智能化、模块化和便捷化水平；另一方面，信息通信技术推动一大批以创新与创业结合、孵化与投资结合，实现园区生产方式的智能化，推动数字化与生产深度融合，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国家园区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生产数字化两方面来实现园区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数字设施建设水平是推进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通过数字经济扩大园区技术影响力来提升科技竞争力；另一方面，生产数字化融合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以设备数字化、工艺智能化、管理信息化催生工业企业生产方式变革，实现材料、设备、技术、产品库存、产品销售、设备维修等资源协同配置与信息共享；平台企业、软件开发企业、方案设计企业、生产企业、智能设备研发与维修企业、产品销售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产品研发、设计、制造、资源调度、在线销售及维护集成管理，构建产品全生命周期生产交易信息集成管理，实现消费需求的精准性和配送的及时性，降低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提升园区企业竞争力。

4.高水平开放促进园区高质量发展

园区将开放发展理念贯穿园区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践行开放发展。要实现园区高水平开放，应加强区域协调发展，将园区发展融入全球创新体系，鼓励跨区域配置资源要素。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融入国际产业链，扩展海外市场，通过高水平开放实现园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促进国家园区高质量发展，主要通过招商引资与自主创新两个方面进行。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优质资产，在产业承接的基础上自主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实现开放发展，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园区把开放式创新作为发展方向，借鉴国内外典型园区经验，在园区发展初始规划时确定产城融合的方向，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其次，不断与国外园区进行交流合作，扩展要素资源，吸引先进外资企业入驻，优化产业结构，将国际新技术与管理模式融入园区。发展初期，通过承接电子信息类等高新技术产业，带动辐射园区及周边产业，形成高新科技企业聚集效应。在承接产业的基础上进行科技创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从生产制造组装等价值链低端环节向新产品、新技术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转化，成为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不断占据产业链顶端。

5.高品质建设推进园区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城市建设促进国家园区高质量发展主要从基础设施完善和产城融合两个方面进行。基础设施完善将进一步促进产城融合，从而推动高新技术园区高质量发展。高品质城市建设对国家园区高质量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在产城融合成为必然发展方向的背景下，交通便利程度、信息化水平、绿色生态是城区发展的关键因素。例如，郑州利用便利的交通区位条件集聚了人才、企业等重要资源；深圳先行一步打造智慧化城市，注重5G、云计算等新基建建设，打造“未来城”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人才、集聚资源；苏州工业园坚持“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产城融合”，引领经济发展，打造生态园区，促进产城融合，实现从吸引人才到留住人才的转变。高品质城市建设中较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便利程度、城市信息化水平和城区硬件设施的完善。交通便利有利于提高资源交换速率，是开放发展的前提；城市信息化水平可提升城市服务水平和资源交换效率，智慧城市促进园区智慧发展。园区发展的最佳状态是产城融合，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产城融合，从而吸引资金、信息、人力资源、技术等相关资源和生产要素集聚，使园区发展具有更好的持续性竞争力。面对国家发展新形势，需要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园区第一产业应与第二、第三产业融合与协调发展，将产业升级与城市功能升级、城市发展战略结合起来，通过高品质城市建设实现产城融合，促进科技发展，提升园区的经济效益。

6.区域协同创新促进园区高质量发展

就我国而言，西部大开发、成渝双城地区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从区域协同发展高度实施的国家战略。国家园区区域协同创新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国家园区内部发展水平分化，区域发展分化态势明显，部分地区发展较为困难等；二是国家园区整体发展水平远高于非国家园区，国家园区以约占全国 0.3%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全国 12.3%的GDP。在加快推进新发展格局的情形下，强调协同发展，建立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需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协同发展模式。国家园区探索应在更大范围内释放自身的科技、产业和品牌优势，充分赋能其他地区发展。国家园区要融入国际科技产业链，进入国际科技外循环，同时加强科技产业链的分工与协助，对“卡脖子”技术、颠覆性技术开展协同攻关，构建集成电路、量子技术、生物医药等高新前沿技术研发、制造及工业物联网技术的区域分工体系，发挥东部地区的人才与研发优势、中西部的资源要素与环境优势，建立协同攻关机制，以及相关技术研发、产品专利成果实现机制，技术研发及产业投资收益分配与风险分担机制，政府通过区域技术总体布局、宏观产业规划、创新项目专项基金、税收和高端人才培育等规划与政策机制，实现区域协同创新，助推国家园区高质量发展。

1.2 2022年园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挑战

1.2.1 疫情对园区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跌宕起伏，对世界各大经济体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亚洲各产业园区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谋划双循环，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成为各产业园区的重点关注话题。

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既要保证园区运行安全稳定，又要面临园区复工复产和经济发展，给产业园区运营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和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对园区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九个方面。

第一，疫情对产业园区的影响巨大。园区收缴租金压力增大，管理压力增大，园区服务体系受到影响，新客户招商工作停滞，新项目建设进度滞后，园区经营压力增大，资金链紧张，园区空置率增大，园区未来发展不确定性提高等。

第二，疫情对入园企业的影响巨大。生产型企业原材料供应不足，市场订单减少，收入减少，生产困难增大，资金链承压，企业用工紧张，市场预期下降，对园区智能化要求高等。

第三，疫情对产业园区行业的影响巨大。疫情之后，全国会迎来新一轮的产业基建投资，但是产业基建的对象一定会转向数字化基础建设的方向，传统产业园区面临新一轮竞争经营压力。

第四，园区收入下降，现金流压力陡增。受疫情影响和防控措施总体的要求，产业园区内企业普遍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全面停产停工，部分园区的企业甚至出现了退租、退房的现象。此外，许多园区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为企业减免租金等一系列相关费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园区的收入下降。

第五，疫情防控管理压力增大，园区的运行面临“大考”。园区汇聚众多企业和人员，是疫情防控的难点区域，疫情对园区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园区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考”。

第六，园区的服务体系深受影响，面临突破和重构。这次疫情对园区的服务体系，尤其是应急的服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缺乏系统性综合服务经验的园区一定会面临重构服务体系的局面。

第七，招商压力增大，招商方式面临创新。受到疫情影响，客户无法到园区现场考察交流，客户的选址和发展计划也会受到影响，园区的招商工作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线上招商等新兴模式兴起了。

第八，项目建设受阻，既定工期需延后。建设项目工期与预期有偏差，同时会对项目后续的资金计划、招商运营的计划产生一些连带的影响。

第九，新业态催生新挑战，园区发展不确定性增大。疫情催生的云办公、无人生产、在线教育等新业态、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实体物业空间需求。

以苏州工业园为例，苏州工业园隶属江苏省苏州市，于 1994 年 2 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是中国和新加坡的重要合作项目，也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苏州工业园在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综合考评中连续四年（2016~2019 年）位列第一，在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综合排名中位列第五。近年来，苏州工业园逐步形成以创新型制造业企业、外资外贸企业和民营企业为主体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格局。 与 2003 年非典疫情不同，新冠肺炎疫情具有覆盖范围广、影响程度深、不确定性大等特征。受疫情冲击，2020 年第一季度苏州工业园经济明显下行。如表 1-4所示，第一季度园区 GDP 同比下降 4.2%，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分别同比下降 4.5%、 3.9%。2020 年 2 月，园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同比下降 15.8%、31.4%，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明显大于全国层面的 24.5%。

表 1-4 2020 年 1~ 7 月苏州工业园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增长情况（单位：%）

但是，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苏州工业园经济快速复苏，成为全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的“一抹亮色”。2020 年上半年，苏州工业园 GDP 实现 2.1%的正增长，分别比苏州市和全国高出 1.3%和 3.7%。无论是经济总体还是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进出口、财政等部门，苏州工业园的形势都有明显好转，多数指标的同比增幅由负转正，且实际利用外资始终保持正增长。同时，除财政收入外，2020 年上半年苏州工业园的经济形势明显高于苏州市和全国整体水平，与 2020 年第一季度形成鲜明对比（表1-5）。

表1-5 2020 年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增长情况对比 （单位：%）

另外，疫情后，苏州工业园的疫后经济复苏具有如下特征。一是财政收入恢复相对滞后。2020 年1~7 月，苏州工业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7.4%、税收收入同比下降 7.8%，分别比苏州全市低 8.6%和 4.1%。二是生产领域已然恢复，但消费领域仍然低迷不振。截至 2020 年 7 月，苏州工业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6.4%，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同比增加 3.5%和0.2%。三是进出口总额增速由负转正，但出口仍然处于负增长。苏州工业园的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其对外贸易整体和外商投资已经逐步恢复正常。截至 2020 年 7 月，园区进出口总额（以美元计算）累计同比增长 2.9%，分别比苏州全市和全国高出 8.8%和7.7%，实际利用外资更是同比增长 211.7%。但是，园区的出口较低迷，1~7 月同比下降 3.8%。四是重点产业增长形势良好，是园区经济快速复苏的重要支撑。2020 年 1~7 月，园区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产值增长 4.8%，汽车制造业增长 7.8%，医药制造业增长 93.4%；百强企业产值同比增长 9.5%。此外，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人工智能产业等创新产业已初具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

这次疫情对产业园区整个行业来讲，既是一只“黑天鹅”，又是对园区把重大突发事件影响降到最低能力的一次检验。正如每次经济危机的背后都会孕育出伟大的企业，在看到重大事件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需要找到背后蕴藏的潜在机遇。在疫情期间，园区的反应、举措以及取得的成效可以产生以下几点思考。

一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给疫情防控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无论是统一的城市疫情防控、监测，统筹、调配、指挥及信息传递，还是智能化的监测设备和无人值守服务，与2003年的SARS时期相比，信息技术都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优势。

二是此次疫情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各国各园区在应对速度、力度、创新性等方面呈现出较大差距，总体来说，中国的园区尤其是中国大陆东部园区在疫情排查效率、政策响应、行政审批绿色通道建设及产业链的协调同步上都更突出，这种园区“速度”和“力度”得益于政府及开发区充分授权型体制和较高的园区治理水平。

三是突如其来的疫情，加快了5G技术、数字信息、智能制造的发展和布局应用，同时在技术层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倒逼园区重新审视配套服务的重要性，在园区中生鲜电商、无人便利店、同城物流、机器人配送等服务能力建设，都将影响未来企业的入驻选择。

四是疫情迫使众多企业员工不得不居家办公，使企业雇主和雇员看到了居家办公的前景。由此可见，远程办公可能成为一种趋势形态，同时延伸相应的产业链，因此地产开发商应脱离原有的租售模式的固有思维，在园区产业定位、产品规划设计、招商运营方面进行迭代、变革。未来市场产品极有可能是具有独栋、低密度、高绿化率、高品质智能化楼宇、配套完善和高水准运营的园区将受到青睐。

1.2.2 区域冲突对园区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区域冲突是指区域经济主体为追求区域利益而采取的有损于其他区域或整个社会的利益，因而使区域经济关系偏离理想的区域均衡态的利益争夺行为。

以京津冀地区为例，京津冀地区存在显著的梯度差，其中，北京属于第一梯队，天津次之，河北处于最底层，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三地区域冲突主要表现在园区主要产业布局上非常相似。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个国家级开发区为例，按照公里/小时的行驶速度，车程不到2.5小时，并且这仅是按照高速公路交通方式计算的，还未综合考虑高铁等高速交通出行方式，却分布着三个国家级开发区，而且主要产业都布局了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等，尤其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要产业分别为电子信息、汽车制造、新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等以及电子通讯产业、汽车和机械制造产业、生物医药产业、食品饮料产业、新材料新能源和生态环保产业、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产业、航天产业等，主要产业中绝大多数都雷同。因此，区域冲突会对园区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影响。

从理论上讲，只要区域冲突对园区利益或整体利益造成损害就可以称为区域冲突下的园区经济影响。根据园区的特点，区域冲突下的园区经济影响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冲突、地方产业结构趋同化和区域内缺乏分工与协作等。

1.2.3 亚洲园区对外部不可控因素抵抗力情况分析

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亚洲园区对外部不可控因素的抵抗是一个动态演化过程，最终目的是实现园区新路径再造与增强发展韧性。当园区开发展面临急性冲击（贸易摩擦、市场变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等）与慢性扰动（资源瓶颈、生态恶化、技术变革等）时，园区韧性系统内生态、设施、经济、社会四个子系统之间通过开发区内部的社会网络链接形成适应性整体，在资源禀赋水平、配套设施能力、产业发展水平、多层级规划、制度文化环境及区域政策等影响因素的作用下能动地构建全新的内外链接，确保园区整体在不确定扰动的冲击下实现动态演化并适应环境变化，以维持园区结构和功能的动态稳定，从而使得园区发展路径和发展阶段不断分化和演变。由于每个园区对外部不可控因素抵抗力影响因素作用程度不同，因此在应对外界冲击时表现出的适应能力不同，从而选择的发展路径也有所差异，最终呈现出不同的韧性能力和发展阶段演变。

图1-3 亚洲园区对外部不可控因素抵抗力机制形成示意图

通过园区对外部不可控因素抵抗力的概念内核和基本构架分析，可将园区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过程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抵御，指园区对扰动与冲击的反应程度，主要通过园区韧性系统的稳健属性反映。在园区建设初期，即发展路径形成阶段，政府及管理部门大力促进招商引资，人口、技术、资金等不断向园区集聚，奠定了园区原始的社会及经济环境基础，是经济开始增长和充满发展机遇的时期。当外部出现扰动时，基于发展前期的积累，园区系统可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牢固稳健的空间结构作出准备和调整。

第二阶段是恢复，指园区经历风险冲击后能否迅速地从衰退中恢复到稳定态势，表现为园区系统的敏感性。当主导产业发展形成一定规模，产业集群效应突显，园区企业之间知识传递频繁，主体间经济联系较强，是发展路径逐渐僵化的时期。此时尽管遭受冲击，但得益于园区主导产业发展较成熟、产业结构趋于合理、技术交流密切、政策调整及时等，园区能从冲击中快速恢复过来，以适应新变化维持稳定发展。

第三阶段是再组织，指园区系统应对衰退时，对自身结构重新定位的过程，主要通过园区系统的应对属性反映。除外部冲击外，园区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了更多内部风险，诸如资源瓶颈、环境污染严重、技术变革等，且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园区各主体认知逐渐僵化，主体间经济联系在危机中被严重削弱，阻碍了新兴产业的崛起，发展陷入一定困境。此时，园区系统的应对能力响应，使经济系统得以重组。

第四阶段是更新，指园区系统在学习和创新的驱动下构建新的发展模式和路径的过程，表现为园区系统的创新性。当扰动更大时，加上主导产业发展遭遇瓶颈，园区功能性锁定仍未破解，对园区消极锁定中谋求冲击后的适应与更新极为不利。此时，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开拓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文化氛围、宽松的政策制度环境沿着高连通度网络传递、复制和扩散，企业衍生强化产业集聚，园区便以全新的发展路径发展，各主体在经济危机之后不断转型升级，联系增强，增长潜力继续维持，园区对外部不可控因素抵抗力不断增强。

1.2.4 高抗风险能力园区的共性特征

1.自适应与学习能力

园区遇到外界扰动时，成员主体自主决策和分析，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创新性地利用既有资源，以快速适应新环境；同时，能够从过往经历中学习有利经验，实现危机应对能力的提升。微观个体的自发适应和局部互动，最终实现园区创新系统和功能的全局有序。例如，2019 年 12月在我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园区是一次抗压性与恢复力的考验，北京中关村科技管理委员会发布“中关村企业抗疫发展贷”设置优惠利率，减轻新冠疫情对中观村企业生产经营影响，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健康平稳发展。因此，韧性的园区能够动态地适应危机导致的资源功能损失、社会网络破坏、经济环境下行等负面影响，并基于不同环境与条件，演化出新的系统运行和资源利用模式。同时，园区之间相互学习，共同带动城市群经济发展是韧性特征的表现。例如，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园区在天津和秦皇岛共建产业园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共同谋划发展。

2.网络性

园区内，人、组织、社区、企业、机构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多重、多样的复杂网络系统。该系统由节点、联系构成。节点是具有“适应性”的各类园区主体，联系是节点之间的相互作用。节点之间会发生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同时，节点和联系会因为主体适应性状态的变化动态地产生或消失。在决策时，通过利用网络开展广泛的咨询、建立多元主体对决策的认同以及分担响应责任。

3.多样性

园区内各系统功能不同的部件具有多样性，各部件都在由其自身与其他部件相互决定的位置上。任何部件的存续都依赖于其他个体共同形成的外部环境。当某一部件失去自己的功能时，系统会快速产生或找到新的部件，弥补当下系统的功能。新旧主体具有不同特征，进而影响着与该“生态位”有联系的各主体的状态，从而产生多样性。例如，京津冀园区的主体有企业、高校、研究院等，包含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服务创新；外界受到创新政策、创新基础、宏观经济的影响。其嵌入城市的发展，在带动城市群的发展中，受到城市化扰动冲击的影响。韧性科学理论运用于园区空间层面，是探索园区在面对社会隔离持续增加、土地集约利用低下、创新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职住分离现象严重等扰动冲击下，寻求主动适应变化的可持续调控能力方式和手段，是园区空间韧性的体现。

4.园区成员韧性

园区成员的韧性主要用来评估园区的自适应能力。园区成员指的是在园区中生活、工作的人，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创新活动。园区成员普遍具有年轻化、教育水平高、收入高和工作压力大的特点。其本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及应急反应能力比其他区域都高。从年龄结构上看，青壮年人群是园区在遇到威胁“人”生命健康及安全的重大冲击后能较快恢复的重要韧性要素，相反，脆弱型人口，例如年龄小于 14 岁和大于65 岁的人员会成为园区快速恢复的负向要素。从经济活动角度来看，园区成员存在一定流动性，且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创新活动，直接参与创新活动的成员是园区经济活动不断开展的重要动力。此外，较好地保障园区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是园区具有韧性的另一种体现，具体如下：成员储备一定生活物资能够应对较大冲击造成的短期物资匮乏，工作空间和居住空间存在较好的交互性是园区成员非正式交谈的空间保障，可以及时交流想法，信息互换比较通畅，面对外界技术的快速更迭，有良好的交流空间，也是社会网络多重性、有效性的保障，分别从基本生活需求和创新活动方面保持着园区的自适应能力。

5.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园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理基础，是园区成员日常生活、工作的物质空间载体。基础设施韧性建设是保障园区的空间环境承载力，在教育、医疗、通信、交通、供水、防灾方面保持良好的物理支撑。教育资源是培育园区成员成为知识型或者能力型人才的重要保障，通达的道路保障人的流动足够顺畅，无论是开展经济活动还是重大灾害救治活动，道路都是最基础的物理设施。此外，通信设施是保持基本联系、保障创新科技活动持续不断发展的前提条件。供水设施提高城市自我净化能力，预防和抵御洪涝灾害。医疗资源是确保健康的前提。居民的健康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灾害来临时迅速恢复的有利因素。合理配置的医疗资源能够保障园区居民的正常生活。防灾设施是在灾害来临时，为园区成员投放一定紧急避难设施、应急物资，可确保园区空间在灾害来临时保持一定有序性。

6.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是以园区成员为节点，通过关系、组织形成多重、有效的网络，支撑园区各项活动开展，主要体现在各种关系、组织数量、创新活动以及网络状态上。园区的社会网络包括邻里关系、组织关系、创新活动关系。较多的党组织和社区委员会、公益志愿服务组织能够在社区层面保障创新成员互帮互助。园区中有多种创新活动，包括多样化的异质性个体互动下的现象。各类校友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科研关系等体现了园区社会网络的多样性。与此同时，园区中多样化且稳固的社会网络使成员有效避免外部更加强大的诱惑，减少人员流动，灾难来临时互相帮助渡过难关。此外，在园区的社会系统内，创新主体和资源对创新性活动进行反馈。在园区中，创新主体包括高新技术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面对外界的变化，企业可以主动改变策略，从而重新协调企业能力、战略计划，动态适应经济活动变化。不同类型的主体之间还可以共建研究基地、共设基金会、共同进行人才培养、成果孵化，从而形成更好的、更紧密的网络关系，在下一次冲击来临时共同面对危机。对于创新人才个体而言，频繁的非正式交谈能够得到更好的经验交流与沟通合作。

7.经济系统韧性

经济系统以产业为基础，当城区遭遇急性冲击时，以前期积累的库存和资金，提供物质保障。在 2019 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口罩等防疫物资短时间供应困难，各类企业及时调整生产线，补充物资，体现了极其强大的恢复力和转型能力。经济总体水平可体现当地的经济稳定性，GDP 常被认为是衡量地区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多样化的产业结构能够有效分散风险，面对冲击时可以体现更好的韧性。园区的经济环境系统包括生产综合体和国民经济综合体。经济子系统以其物质再生产功能为其它城区子系统提供物质和资金支持。经济韧性要素可以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科研经费支出等方面。经济发展水平是城区内经济实力的体现，由于园区空间规模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人均GDP 作为一项指标进行衡量较为合理。人均 GDP 越高，城区经济实力越强，当城区遭遇不利扰动时，具有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经济结构反映城区经济发展的阶段，合理的经济结构是园区长期发展的保障；科研经费投入是城区遇到较大冲击，能够在政策手段层面获得恢复的韧性要素。

8.防灾应急能力

园区作为创新科技、经济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较强的防灾应急能力可以保障经济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首先，通过防灾教育，提高园区成员自救意识，增强自救和互救能力。有效的应急避难场所是较大自然灾害来临时的物理空间保障。同时，监测及预警信息的及时有效性能够给园区居民一个完善的合理的反馈，使得创新成员能及时作出一系列反应。在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人力、物力相互协调与配合，在急性冲击下，快速、准确地作出反应，是应急指挥与协调能力的体现。

1.3 2022年度亚洲百强园区分布情况

1.3.1 2022年度亚洲百强园区各国占比

根据本次报告的排名结果，亚洲百强产业园区中，中国的产业园区占绝大多数，共84家（其中中国大陆81家，中国台湾3家）。其他东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占比也较高，日本5家，韩国5家，泰国2家，新加披1家，另外，伊朗、印度和沙特阿拉伯各1家。在中国的产业园区中，呈现出东强西弱东多西少的格局，区域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亚洲百强园区榜单中国大陆各省份上榜情况如表1-6所示：

表1-6 亚洲百强园区榜单中国大陆各省份上榜情况

表1-6中区分省份所属地区的依据是参考地理位置，将辽宁省、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视为东部地区，将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视为中部地区，将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内蒙古视为西部地区。

1.3.2 2022年亚洲百强园区的行业分布

在2022年亚洲百强园区的行业分布中，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和新材料是最多的行业，其次是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汽车、智能制造、先进装备制造、石化、新能源汽车和生物技术等，2022年度亚洲百强园区的行业分布如表1-7所示。

表1-7 2022年度亚洲百强园区的行业分布

图1-4 2022年亚洲百强园区的行业分布

2.1 排名指标

本报告分别从竞争能力、创新能力、投资价值、营商环境和抗风险能力五个维度评价各园区。其中，在竞争能力维度，模型主要根据园区的工业产值、税收规模、劳动力规模、区内企业投资规模和利润率等进行评价；在创新能力维度，模型主要根据园区工业产值、税收、劳动力、区内企业投资和利润率等指标的增长速率进行评价；在投资价值维度，模型对园区的产业聚集程度、园区对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园区环境支撑与可持续性指标进行评价；在营商环境维度，模型主要根据园区基础环境建设情况、园区扶持政策、园区管理者服务质量等指标进行评价；在抗风险能力维度，模型主要考察园区对疫情、战争等突发事件的敏感程度，敏感度越高，抗风险能力越弱，敏感度越低，抗风险能力越强。

2.1.1 竞争能力

1.指标体系建立的基础

以罗杰斯、拉森的《硅谷热》等六部经典文献为基础，对园区竞争力评价的典型文献，参照2008年科技部出台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园区竞争力评价体系。

2.竞争力评价准则层的构建思路

园区竞争力可以表述为以园区集群的各种资产要素（包括企业、资源、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等）为基础，以园区企业间的动态网络关系及其层次性递进为运行方式，具有对环境的利用能力和规避能力，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能为高新园区整体绩效带来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实质性功效。这种竞争优势具体体现在技术创新竞争力、产业集群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竞争力、创业环境竞争力四个方面。

3.竞争力评价体系准则层的构建

（1）技术创新能力是园区竞争力的源泉和本质。技术创新竞争力准则层中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等指标能够反映技术投入，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能够充分反映技术输出，R＆D经费支出占总收入比率能够充分反映技术投入效率。

（2）产业集群竞争力是园区竞争力的根本动力。

通过企业密度等指标反映产业集中度，通过服务企业数量、工业增加值率等指标反映产业的聚合度。

（3）可持续发展竞争力是园区竞争力的内在要求。

从经济发展、经济辐射和国际竞争力三个方面来构建可持续发展竞争力指标。经济发展通过人均工业增加值、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等指标进行测度；经济辐射通过人均上缴税额进行测度；国际竞争力通过人均出口创汇指标进行测度。

（4）创业环境竞争力为园区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

创业环境竞争力准则层包括环境投入和环境产出两个方面。通过生产力促进中心政府投入等指标对环境投入进行测度，通过在孵企业净利润等指标对环境产出进行测度。

4.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1）横向可比原则。筛选了人均工业增加值、人均税收总额、人均出口创汇额等指标。例如，对某园区不同年份的竞争力评价时，“工业增加值”是一个可比指标。但是对不同园区竞争力横向评价时，由于各个园区发展的规模不同，规模小的工业增加值总量必然会小，从而使评价失真。因此，用“人均工业增加值”替换“工业增加值”，更能真实地反映不同园区工业增加值的差异。

（2）数据可观测原则。为保证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评价体系中只采用定量指标。定量指标可以分为绝对量指标、相对量指标等类型。在指标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二者的有机结合，既要评价其发展规模，又要评价其发展质量。

（3）同类指标选择信息最优原则。根据此原则，筛选了毕业企业数／在孵企业数、人均出口创汇额、R＆D经费支出／总收入等指标。

5.园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准则层构建思路和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构建包含技术创新竞争力等在内的四个准则层，共计20个指标的基于产业集群的园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1。

表2-1 园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2.1.2 创新能力

作为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存在的园区，就创新系统构成而言，依据创新链可将其划分成以产业价值创造的企业集合的产业价值创新种群（根据产业价值链环节差异可组成多个不同层次的价值创新种群）和以知识创造及应用推介的机构集合的知识创新种群。由这些种群主体相互之间围绕价值创造与知识创新连接而成的链交织形成的复杂网络，与外在运行环境构成园区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的实质是知识的创造与运用过程，园区创新就是将园区内主体所拥有的异质性知识进行关联性整合重构过程，这种整合重构是以园区产业创新链为核心进行跨组织资源整合优化。可见，实现园区创新生态的必要条件是创新主体间的协同，这种协同包括产业链中纵向上下游企业与横向同类企业之间，以及产业链上的企业与知识链上的知识创新主体之间，通过主体间联系和资源交换，形成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质化为整体创新能力。

将园区创新生态能力要素解析为以下三方面：（1） 园区创新种群结构。完善的创新链是园区创新生态的内核和前提，创新链的完善程度体现不仅体现在产业链和知识链要素质量上，还体现在要素所形成的创新种群结构优化上。 （2） 园区创新种群间关系与开放性。系统内部创新种群之间的协作是园区创新能力演化生成的基础与前提，其关系质量决定合作的深度。开放性在于打破园区能力“锁定”困境，推动园区代谢和获取最新信息、知识等创新资源，保持系统动态性。 （3） 园区创新产出。园区创新生态能力强弱直接体现在园区创新活动的成果产出上，创新产出情况要能测度园区创新种群协同创新效率和效果，采用经济效益、知识产出和集群成长三方面测度。

根据上面对园区创新能力生态生成系统逻辑，设计出由 38 个指标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为确保指标的适切性，对搭建的指标从三个层次进行指标甄别筛选：①由区域经济与创新管理专家进行初步甄别；②对指标间共线性定量分析排除信息冗余；③信效度检测剔除。通过三层次的筛选甄别和部分指标替换优化，最后保留了28个指标。从指标构成来看，既体现出产业链和知识链内部及相互之间协同内涵，又体现出园区创新优势物种和多样性等生态系统的特性，还融合了社会网络属性特征，契合了园区创新系统生态本质，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逻辑性。园区创新生态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2所示。

表2-2 园区创新生态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2.1.3 投资价值

按照企业价值理论，企业价值主要由盈利能力和资产价值决定。决定园区的盈利能力的因素中，无形资产的比重越大，特别是园区的核心技术越高，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越强。

根据产业竞争力理论，企业要获取持续的竞争力，不仅要求企业具备良好的经营能力，还要求企业具有将资源转化为持续的竞争优势的能力。企业拥有的资源与企业经营能力是构成企业经济效益的稳定基础，二者共同作用决定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并影响企业价值。

园区投资价值的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环境。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主要包括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生产力布局、银行信贷和市场发育程度等，这些宏观经济环境因素的变化都将通过改变园区的供给环境和市场环境来影响经营和决策。风险投资为园区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和专业指导，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环境及状况直接决定了园区的资本供给和发展状况，而资本市场环境是否完善、是否健全又影响着园区发展成熟后的退出路径，也直接影响着投资在园区中的风险资本能否实现收益而退出。

（2）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环境。

产业集聚环境是指同一产业的企业以及该产业的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企业集中所在的空间区域。产业集聚环境能形成一个节约资源的环境，能充分利用产业集聚地的自然资源及劳动力自然资源，产业集聚还能推动企业核心能力的形成和创新区域内的各企业进行互助合作，这种合作在创新方面非常灵活，且能够集思广益使创新更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如下所述的行业集中度、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是对高新技术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聚集环境的定量评估。

行业集中度是指规模最大的前几位企业的有关数值（销售额、增加值、职工人数、资产额）占整个市场或行业的份额。洛伦茨曲线是一种相对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是测量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数。

（3）园区的基本面。

偿债能力是指园区偿还债务（含本金和利息）的能力。分析偿债能力可揭示财务风险。

盈利能力就是指园区在一定时期内赚取利润的能力，利润率越高，盈利能力就越强。

园区的发展能力是指企业未来的潜力和发展速度。

经营能力是园区对包括内部条件及其发展潜力在内的经营战略与计划的决策能力，以及各种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能力的总和。

结合上述分析，园区投资价值评价选取的评价指标包括技术和产品、市场状况、管理团队、财务状况四个方面。技术和产品是考察产业经济活动的基本指标，是产业劳动者素质、技术创新与应用水平、经营管理水平等因素的综合表现，产业生产效率直接反映出其竞争力；市场状况表明该产业在市场竞争中具有的影响力，是该产业市场扩张能力的集中体现；此外，还包括管理团队和财务状况等。园区投资价值的评价指标如表2-3所示。

表2-3 园区投资价值的评价指标

2.1.4 营商环境

对园区营商环境的评价使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进行评价，具体指标如下。

表2-4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

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通过对全球 190 个经济体的数据收集，经过 15 年的不断调整，从最初的五项一级指标（开办企业、员工聘用与解聘、执行合同、获得信贷和办理破产）、20 项二级指标，逐步完善到现在的 10项一级指标、43 项二级指标。上述十项一级指标可大体从便利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维度分为三类，一类是侧重于衡量企业在创设、发展等全生命周期的复杂程度和费用支出，包括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纳税五项指标。一类侧重于反映对于企业的法治保障程度，包括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执行合同、破产办理四项指标；一类是侧重于反映国际化的程度，主要指跨境贸易。

（1）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便利化属性。

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便利化的衡量主要体现在手续、时间及成本三个方面。手续通常是指中小企业完成特定运营环节与外部的互动次数。手续的数量与营商环境的质量成反比。世界银行不仅会公布各个国家相应指标的手续数，而且会公布每个国家手续的具体内容。时间一般以天为单位进行计算，对于时间计算的起止点，世界银行都有严格的规定，例如办理破产，所测量的时间段就是从企业违约之时开始，直至其拖欠银行的款项部分或全部偿付之时结束。各方可能采取的拖延战术（提出拖延时间的申诉或延期申请等）均考虑在内。此外，从交易成本理论来看，任何制度的运行都需要成本。成本对企业的运营起到关键性作用，合理控制制度成本是营商环境便利化的重要方面。世界银行对于成本的衡量采用百分比进行计算，通过研究各国法律法规及企业运营，针对各项指标采用具体的计算方法。

（2）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法治化属性。

推进改善监管法规是营商环境报告的宗旨。良好的监管法规，一方面要有完备的制度，建立起透明、可执行的规则；另一方面要有高效的监管程序。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可衡量这两方面：它所包括的指标，一部分用来衡量关于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执行合同和解决破产等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另一部分用来衡量企业生命全周期监管程序的公正程度。监管法规少并不意味着监管实施的质量好。以办理施工许可证为例，如果经济体缺乏相关法规或者有法规而不执行，那么得分不高。就某些指标而言，更好、更完善的监管意味着会得到更高的分数，例如在保护少数投资者中，对关联方交易的披露要求越严格，得分就越高。因此，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一方面要建立推动市场交往和保护公众利益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具备低交易成本的监管程序。同时，经济体需要在“提供良好监管规则”和“保持企业活力”两个方面保持动态平衡。

（3）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国际化属性。

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国际化，主要体现在指标的对比借鉴性以及便于各国贸易的对接性。对比借鉴性是指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指标选择来自企业生命周期的必备阶段，全球经济体的企业实际运营中都会经历指标阶段，因此选取的指标经过量化后，在各个国家具有可比性。同时各国政治经济体制虽有不同，对于指标实际操作内容规定也不尽相同，但是技术性的相互借鉴对改善营商环境有重要意义。例如，将开办企业的相关程序在网上公布，甚至在互联网上完成相关审批，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完成相关进程，中国正在进行“互联网 + 政务服务”的改革，对非洲相对落后的国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便于各国贸易的对接性主要体现在指标体系相关数据的公开透明性上，从跨境贸易指标来看，任何商品的跨国交易都需要先在国内获取单证（以电子或者书面方式呈现的与货物相关的所有信息），并在港口或边界装卸以及报关报检过程中提交单证，以完成商品的跨境交易。世界银行对相关程序时间和成本的数据公开，有利于提高跨国交易效率，减少双方贸易摩擦，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

2.1.5 抗风险能力

园区的抗风险能力不是一种单一的能力，受到园区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外部环境因素，经济、法律、自然、社会等的不确定性，如经济危机、国家政策变动等都会导致园区所处的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虽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但对周围环境的知识积累程度影响人们对突发事件的判断和预防工作的准备，能够提升园区的抗风险能力。第二，园区内部因素，指园区固有的资源以及配置这些资源的能力，包括技术生产、管理、营销、创新四个方面内容，这些可控因素是决定园区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技术的无形性、相对性及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低成功率增加了企业生产与技术方面的风险，降低了园区抵御风险的能力；技术因素对园区的抗风险能力有重要影响，雄厚的技术实力是园区抵御风险的基石。管理是园区的重要环节，园区发展的各个阶段尤其是面临风险时，不仅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提高融资能力，而且需要有迅速组织和调动人力、物力资源的能力，还要有快速、准确的决策能力；否则，一个决策失误或者资源配置不当就可能导致重大风险。有效管理和利用资源是是防范和抵御风险危机的关键。营销也是企业运行的关键环节，营销策略错误、营销渠道不畅、市场定位不当等差错也会导致园区存在风险，减弱抵抗风险的能力。因此增强营销实力也是园区抵御风险不可或缺的。创新贯穿以上三方面的因素，是不断改变现状、创立新事物的行为，是园区的核心动力。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园区主动地适应环境和有效的避免风险，实现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创新能力的强弱也影响了园区的抗风险能力。总之，园区的抗风险能力不仅受环境影响，而且与园区内部的技术生产、管理、营销、创新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为评价园区的抗风险能力提供了依据。

根据以上分析，抗风险能力初步分解为园区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两方面，包括管理能力、技术与生产能力、创新能力、外贸能力四个维度进行测量。

其中，管理能力反映园区管理状况及承担决策风险的能力，从资金管理、人员管理、组织结构、决策机制等方面进行反映，分为筹资能力、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应急决策能力四个二级指标；技术与生产能力反映生产状况和抵御生产系统风险的能力，包含技术先进性、技术保护性、生产效率、技术与生产配套性；创新能力是园区薄弱之处，也是抵御外来风险的重要力量，主要体现在技术改善与创新能力、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创新能力、管理制度的创新能力、品牌创新能力；外贸能力是其面临风险和危机时能够从容应对的关键，与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国际合作情况密切相关，可以用对国际经济状况的了解程度、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合作数量）和国际合作能力（合作稳定性）三个二级指标反映。园区的抗风险能力指标体系如表2-5。

表2-5 园区的抗风险能力指标体系

3.1 具体排名结果

3.1.1 2021年亚洲开发区（园区）竞争能力百强榜单

表3-1 2021年亚洲开发区（园区）竞争能力百强榜单

3.1.2 2021年亚洲开发区（园区）创新能力百强榜单

表3-2 2021年亚洲开发区（园区）创新能力百强榜单

3.1.3 2021年亚洲开发区（园区）营商环境百强榜单

表3-3 2021年亚洲开发区（园区）营商环境百强榜单

3.1.4 2021年亚洲开发区（园区）投资价值百强榜单

表3-4 2021年亚洲开发区（园区）投资价值百强榜单

3.2排名结果分析

3.2.1 地理区位维度

中国大陆共有81家园区上榜亚洲百强园区，其中东部地区上榜51家，占所有上榜中国园区的62.96%，中部地区上榜18家，占比为22.22%，西部地区上榜12家，占比为14.82%。2021年亚洲开发区（园区）竞争能力百强榜单中上榜园区的地理位置分布如表3-5所示。

表3-5 上榜园区的地理位置

3.2.2 2022年度亚洲百强园区与2021年度对比

2022年度亚洲百强园区与2021年度对比如表3-6所示，其中空格位置表示该园区在去年尚未上榜。

表3-6 2022年度亚洲百强园区与2021年度竞争能力对比

表3-7 2022年度亚洲百强园区与2021年度创新能力对比

表3-8 2022年度亚洲百强园区与2021年度营商环境对比

表3-9 2022年度亚洲百强园区与2021年度投资价值对比

3.3 亚洲园区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3.3.1.产业园区体制对园区发展的影响

产业园区的体制是由园区组织管理者单方主导或联合共建的，体制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园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主要内容。就园区及其管理体制而言，国内外存在着较大差别。

结合国内外产业园区管理体制研究，亚洲园区体制总体上可分为三类：政府主导、企业主导和弹性体制。政府主导型的体制在国内外存在一定的差异。国内政府主导的体制可以细分为委托管理、政区合一和协调管理三种。委托管理形式的产业园区管委会是由政府部门的派出机构，执行当地政府的委托授权，如南京的产业园区；政区合一形式的产业园区与所在的行政区域合二为一，采取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管理体制，如武汉、成都和广州等产业园区；协调管理形式的产业园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产业园区管委会没有具体的行政管理权限，只是作为产业园区建设的综合协调部门和政策制定、推进机构，如中关村和深圳产业园区；另一类是市级统筹、区县主导和园区管理的三级统筹协调体制，如上海张江产业园区。国外政府主导的产业园区一般为中央直管，也就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如日本波筑和韩国大德。企业主导的产业园区管理体制较简单，是由企业或者开发管理机构独立运作，采取精英化管理方式直接管理产业园区，政府不参与管理，如中国的上海漕河泾、紫竹产业园区的管理。弹性体制的产业园区是官方和半官方的结合，共同管理园区，如新加坡的科技园，具体见表3-12。

表3-10 亚洲园区主要管理体制

表3-11三种产业园区管理体制的优势和劣势

1.政府主导型产业园区管理体制对园区发展的影响

政府主导型产业园区管理体制分为三种：委托管理、政区合一和协调管理，这三种方式总体上均是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在我国体制下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在产业园区的未来发展中，政府主导型产业园区管理体制对园区的有利影响主要体现在前期成长速度快、资源相对集中和防止过度竞争三个方面。

对于政府主导型的产业园区而言，从园区的前期规划、设计、实施到后期的发展全过程都会受到政府统筹管理的巨大益处。在前期规划和设计阶段，政府对园区地理位置的选择往往能够协调当地的经济条件、交通环境、科研环境和营商环境等因素，选择最适合园区长发展的地理位置，同时在征地方面，由政府主导的征地工作难度更小，更容易获得最低的价格，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用地成本和规划成本。在园区的建设阶段，基础设施建设会更加完善、更加符合长远发展的需求，也更容易站在所在城市、省份甚至全国的角度进行有针对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园区建设速度明显加快。

在园区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政府的公信力更强，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更容易吸引招商引资，更有利于园区发展的起步，也更容易吸引大学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产学研结合。例如，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是由国家政府主导创建和发展，地理位置突出，周围聚集了8个专业园区，具有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市场环境，同时在园区选址时环绕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区域，周围聚集了42所高等院校和56个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院所，这种突出的产学研优势使其从创建之初就具有强大的发展动力和巨大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政府对政策的把握更灵活，由园区招商引资局实施招商活动利于吸引高精尖企业及大型企业入驻，快速实现产业、创新要素的集聚；同时，政府主导的产业园区对产业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和发展前景都具有更清晰的认知，能够有效避免园区发展中走弯路的现象。

此外，政府主导的产业园区能够有效避免同行业和同产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与过度竞争，因为政府主导的产业园区在创建之前就会从全国的角度评估园区未来发展，对于竞争强度较大的行业会采取相关调整措施，也就是说，国家和地方的战略部署为园区成长指引方向，奠定基础，影响其建设起点、发展宗旨、产业布局和发展方向，适度避免了产业雷同，减轻园区间竞争。

但是，政府主导型的产业园区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也会存在一定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无论是政府部门委托派出机构还是以政区合一的形式对园区进行管理，政府主导型的产业园区本质上还是由政府对园区管理，这就对政府的园区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当政府不能尽快的转变传统政府部门管理思维时，不能很好应对园区中出现的与政府部门不同的问题，这也会对产业园区的未来发展带来较大影响。其次，政府主导型的产业园区内部一般自由程度受限，大多数园区内产业和行业布局均依赖于政府设置，当市场环境迅速变化时，政府主导的产业园区会存在市场信息获取慢、市场响应不够迅速的问题，由此会导致园区失去市场先机或者缺乏园区活性，因此这一因素也会对产业园区的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最后，政府主导的产业园区对园区的起步和成长阶段具有十分明显的正向作用，但当园区达到一定的成熟度时，高新技术产业主导、龙头企业带动、创新网络链条式互动等优势都不再那么明显和重要，这时政府主导对园区发展的巨大优势也会逐渐消失，园区未来的发展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

2.企业主导型产业园区管理体制对园区发展的影响

企业主导型的产业园区由企业或者开发管理机构独立运作，采取精英化管理方式直接管理产业园区，政府不参与管理，这种体制下的产业园区有利于提高园区内部企业的质量、优化管理机构和实现内生化增长。

首先，对于企业主导型的产业园区来说，其内部企业一般不是由政府选择，而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往往更能够经得住市场变化的巨大冲击，这种在市场选择机制中脱颖而出的企业大多数是质量更高，未来发展前景更好的企业，因此企业主导型的产业园区一般能够聚类大量的优质企业，使得园区质量和园区未来发展前景更加优异。其次，企业主导型的产业园区一般是以市场化的形式运作，更容易实现“小机构，大社会”，在园区的管理工作中逐步弱化管理部门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出市场和企业组织的自我调节能力，因此企业主导型的产业园区的市场化运作更易深化分工，包括服务的社会化，服务功能从管理上剥离既可提升效率，又可精简机构。最后，企业主导型的产业园区更容易实现内生化增长，由于这种体制下的产业园区中的企业大多是自主聚集而来，因此同类型或者相似类型的企业较多，不同企业之间的壁垒更薄，更容易实现知识的流动、扩散和溢出，这对产业园区内的创新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企业主导型的产业园区通过大量优质企业的聚集及服务体系的专业化，形成创新、转化、企业成长、促进创新的良性循环。

但企业主导型的产业园区也存在一些弊端。在产业园区的诞生和建设阶段，由于缺少政府的干预作用，园区在设计、选址和建设过程中均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建设周期过长、建设成本过高。在产业园区的发展初期，企业主导型的产业园区缺少大量社会资源，其内部的市场资源和融资环境等都是通过自发聚集的企业带来的，因此如果没有资源丰富的企业入驻，园区内企业前期的发展将会极大地受制于资金、产品、技术和科研支持等。

3.弹性管理产业园区管理体制对园区发展的影响

弹性管理的产业园区是官方和半官方的结合。实际上，这种体制下的产业园区往往同时具有政府主导和企业主导的优势，即“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因此，这种体制的产业园区有政府部门带来的大量资源，在设计和建设阶段能够少走弯路、降低成本，在园区前期发展阶段能够获得政府带来的大量企业融资、良好的市场和竞争环境，以及强大的科研支持力度；同时拥有企业主导型的产业园区的诸多优势，例如产业园区一般能够聚集大量的优质企业、能够更好地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也具有更好的知识创新能力等。

弹性管理的产业园区所存在的弊端主要是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权责容易不统一，导致管理机构内部程序繁杂，非常不利于产业园区“小机构，大社会”模式的建立，进而会严重影响园区的工作效率和发展上限。

3.3.2. 基础设施建设影响

产业园区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对产业园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产城融合，在产城融合成为必然发展方向的前提下，产业园区的交通便利程度、信息化水平和绿色生态是园区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例如，近年来，淄川经济开发区累计投入200多亿元，新建了张博路附线、松龄西路、庆淄路、文昌路等18条道路，形成了九纵九横的道路格局。区内铺设供水、供热、供气管网112公里，日供蒸汽6000吨，日供天然气60万立方，建有日处理污水8万立方米的污水处理厂，有2座11万伏高压变电站、1座自备热电厂，整个园区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善、投资环境优良。

图3-1所示的郑州高新区布局中，主要包含了电子信息产业园、科技企业孵化园、IT产业园、电器产业园、生态居住区、商务中心区和高校聚集地几部分。因此，根据上述高新区内各部分功能和所需的基础设施，可以将产业园区内部的基础设施分为交通设施、信息技术设施、创新设施和其他设施四个部分。

图3-1郑州高新区布局

1.交通设施

交通设施主要包括园区的交通区位条件、交通便捷程度和园区内厂房布局三方面。

交通区位条件是指园区周边聚集人才、企业和科研院所的程度，一般周边汇聚更多高校、科研单位的园区可以借助其科研能力极大地提高园区内各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汇聚更多企业的产业园区能够便捷、迅速与周边企业进行交流合作，对园区的整体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郑州高新区周边聚集了郑州大学等四所一本高校、数百个省市级以上科研平台、两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和22家国家级孵化载体，周边人才、企业和科研院所的汇聚程度极高，具有十分良好的交通区位条件。

交通便捷程度是指产业园区与外界流动和运输的便捷程度与快速程度，往往交通更加便捷的产业园区能够快速地与外界交换信息、资源及产品，能够显著降低运输成本，促进园区内外的流动。例如，佛江高速和顺德快速干线构成了顺德高新园区向外辐射的主要陆路交通网络，从园区上到高速路只需3分钟，40分钟可达广州，2024年深中通道建成后，到深圳前海地区只需50分钟。

园区内厂房布局同样是对园区发展十分重要的因素，需要考虑不同产业的特定需求和企业之间知识交流活动。例如，面对新能源企业时，由于该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因此如果园区办公场所和厂房设计过于紧凑，将会出现企业职工生活配套不足问题，直接影响企业生产，进而制约产业发展。同时，不同企业生产的主要产品差异较大，不同类型企业为了适应产线要求，需要对现有厂房进行二次改造，其成本付出可能超过企业自建厂房，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入驻积极性。对企业之间知识交流而言，按照产业集群演化理论，企业的地理临近、认知临近、组织临近、制度临近和社会临近对园区的知识网络、知识流动及区域创新都有重要的影响，因此需要充分考虑到未来园区内企业的异质性程度、知识认可和信任度及周围的资源等，可以通过合理规划企业间地理位置促进未来的科技创新活动。

2.信息技术设施

产业园区的信息技术设施包括数字经济设施和信息传输设施两大类。

数字经济是利用数据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的，主要体现为数字化生产和智慧化生产，大多数园区已经充分利用数字经济来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数字经济设施一般包括智能制造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平台和智能信息系统等，信息传输设施一般是以5G为主的基础设施，这类数字设施的建设水平是推进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通过数字经济扩大园区技术影响力来提升科技竞争力。一方面，应用生产线数字化模拟、实时计算操控、全流程监控与交互等智能制造技术，彻底改变传统的研发、设计与生产模式，极大增强产品与服务研究、设计、开发环节的智能化、模块化和便捷化水平；另一方面，信息通信技术推动一大批以创新与创业结合、孵化与投资结合，实现园区生产方式的智能化，推动数字化与生产深度融合，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同时，生产数字化融合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以设备数字化、工艺智能化、管理信息化催生工业企业生产方式变革，实现材料、设备、技术、产品库存、产品销售、设备维修等资源协同配置与信息共享；平台企业、软件开发企业、方案设计企业、生产企业、智能设备研发与维修企业、产品销售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产品研发、设计、制造、资源调度、在线销售及维护集成管理，构建产品全生命周期生产交易信息集成管理，实现消费需求的精准性和配送的及时性，降低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提升高新区企业竞争力。

3.创新设施

创新基础设施是指保证创新相关活动顺利进行的各种物质工程设施和公共服务系统的总和，包括支撑创新活动的基本建设工程系统、信息化系统和创新服务系统等。一般认为，创新基础设施包含研发平台、产业集群和创新服务三类。

研发平台包括指园区内高等院校数量、各级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的数量、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量等，代表了园区内的科学研究和开发水平，也能够将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高等学校用于培养人才、开展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发展等，并且高校拥有大量人才资源和智力资源，能够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活动提供智力支撑；产业集群主要是指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创新服务是指园区内企业孵化器的数量，其可衡量园区内的创新能力和孵化能力，也是培育和扶植初创期中小型企业的专业化创新服务机构，是科技型初创企业进行创新创业活动的基础平台。

4.其他设施

其他设施包括民生设施、安全设施、环保设施等方面。

图3-1所示的郑州高新区布局，生态居住区是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民生设施对园区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人才是产业园区发展的最大动力，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留住人才、留下人才，在产业园区内部或附近建设具有良好民生设施的生态居住区是重中之重。例如，西安高新区大力推进安置房、人才房项目建设，着力解决群众“住房难”问题，通过一个个“安居项目”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新建、改扩建140多所学校，增加70000多个优质学位，全力解决入学难问题，为园区吸引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

安全设施是为了维护园区内部安全而建立的基础设施，如排水基础设施、防火基础设施和其他多种应急响应设施，为吸引人才和园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环保设施有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实际成效推进园区环境质量提升和生态文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对园区发展的影响见表3-12。

表3-12基础设施建设对园区发展的影响

3.3.3 营商环境影响

一座城市或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是其经济发展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对当地的产业园区发展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为了准确衡量世界各国各地区营商环境，世界银行构建了营商环境指标体系，见表3-13，作为对比，中国广东省建立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见表3-14。

表3-13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

由表3-13可知，从产业园发展的活动生命周期角度来看，可将一级指标分为日常运行、启动阶段、选址阶段、融资阶段和容错处理阶段指标，日常运行包括跨境贸易和纳税，启动阶段包括开办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监管，选址阶段包括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和产权登记，融资阶段包括获得信贷和保护少数投资者，容错处理阶段包括合同执行和办理破产。

实际上，上述阶段都是产业园从设计到诞生，再到建设和发展的必经阶段。选址阶段的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和产权登记是园区发展的基础，决定了园区的建设难度；启动阶段的开办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监管涉及法律监管力度和企业的准入门槛；融资阶段的获得信贷和保护少数投资者连接了园区设立后的所有发展阶段，因为融资是园区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日常运行和容错处理在园区的所有阶段的日常管理中都可能涉及，是园区正常运行和问题处理的保障。可以说，良好的营商运营环境给园区发展的各个环节带来极大的便利。

表3-14 中国（广东省）营商环境指标体系

由表3-14所示的中国（广东省）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可知，中国的营商环境可以从国际化、市场化和法制化三个方面衡量。国际化强调与国际经贸接轨，构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共设定对外经济开放度、投资与贸易便利度、服务业国际化和国际影响力四个考核目标及下设二级指标；市场化强调尊重市场规律、完善市场机制带来的效率提升，共设定政府与市场关系、信用体系建设、民营经济活力和要素市场发育4个考核目标及下设二级指标；法制化强调法制机制和法治理念对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意义，共设定政府法制廉洁、司法公正透明、维护投资者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四个考核目标及下设二级指标。

同时，近年来，我国正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优化给我国产业园的发展带来了较大影响，主要体现在权力下放和解决融资问题两个方面。

首先，我国部分地区营商环境优化后将下放市级重要权力到高新区，例如武汉东湖高新区、郑州高新区主要通过赋权激发开发区活力，郑州市赋予郑州高新区土地审批权在内的多项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和社会管理权限，赋予高新区更多自主权，使得高新区逐步获得了更多管理权限，更能够以市场化的形式去运作，实现“小机构，大社会”，充分发挥出市场和企业组织的自我调节能力。因此，产业园区的市场化运作更易深化分工，服务功能从管理上剥离既可提升效率，又可精简机构。其次，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一直都面临着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因此在我国部分地区的营商环境优化过程中，高新区通过成立融资担保平台、建立企业和银行交流沟通机制以及增加路演等方式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给园区内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极大地促进了园区的发展。

但是，我国还存在一些营商环境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仍然会对我国产业园区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主要包括简政放权、加强管理和优化服务三个方面。在简政放权方面，一方面，权责清单制度梳理有待进一步完善。清单制度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抓手，随着权力的下放，各地的权责清单梳理基本已经完成。但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显示同级别政府的权责清单数目差别大，少的如安徽1705项，多的如青海7488项，参差不齐，这说明清单管理制度并不完善，梳理的标准差别较大，导致将权力下放至产业园区时会面临权责不统一的问题，使得权力下放力度不够彻底，不利于产业园区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另一方面，放权的协同性和衔接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部分园区权力下放中还存在“放责不放权”（上级部门只把责任下放了，权力还攥在手里）、“放虚不放实”（有选择性地将实权握在手里不放，将一些比较虚的权力下放）、“放小不放大”（大权在握，小权下放）的现象。此外，放权的协同性问题也比较突出，如过去为了办理业务需要在政府各部门之间奔波，但简政放权后因有的权力下放有的未下放，变成了在政府各部门和园区管理委员会不同部门之间奔波，由于放权的不协同导致办事效率比之前低。在加强管理方面，产业园区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其管理方式，加强相关管理。当权力下放到产业园区时，由于园区缺乏相关管理经验，缺乏专业的管理人才，直接影响园区的管理，进而影响园区的未来发展。在优化服务方面，产业园区获得管理权限后缺乏良好的企业服务，很多权责不统一会导致园区内部分区域或设施瘫痪。营商环境对亚洲园区发展的影响见表3-15。

表3-15营商环境对亚洲园区发展的影响

3.3.4 人才政策影响

科技人才政策是产业园区有效开发创新资源的重要保障。实际上，近年来大多数产业园区发展中都遇到了一个较大障碍：科技园中的大多数企业以技术为基础，并且严重依赖人才，园区应该如何吸引和培养所需人才，以满足园区内企业不断增长的需求呢？例如对高科技领域技术型企业来说，有能力的人才严重短缺，这直接影响了了业务增长和盈利能力。从地区来看，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基础是创造吸引人才的社会和商业氛围的重要因素。美国硅谷、新加坡和剑桥就是例子，在这些例子中，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对科技初创企业来说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人才都是全球市场新技术和产品创新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园区内企业的绩效水平与高科技人才的非正式关系和流动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1.人才政策现状

世界各地的产业园区都发布了大量的人才政策用于吸引人才加入产业园。以张江、深圳、成都、中关村和光谷五个高新区的人才政策为例，其人才政策数量及相对应的政策工具占比如表3-16所示。结合各个园区科技人才政策具体内容，将政策归纳为人才选拔与使用、人才流动与吸引、人才保障、人才培养、人才评价和人才激励六类政策工具。人才选拔与使用包括人才认定、人才计划等；人才流动与吸引包括海内外人才引进等；人才保障包括子女入学、落户、医疗等保障；人才评价包括职称评定、荣誉制度等；人才激励包括资金奖励、项目资助等；人才培养包括技能深造、教育深化及培养意见等。某项科技人才政策或许是多项政策工具的组合。每项政策工具的使用体现了政策颁布主体在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倾向性，而政策工具组合使用则反映了人才队伍建设的整体谋略能力。

表3-16张江、深圳、成都、中关村和光谷五个高新区的人才政策及政策工具

图3-17张江、深圳、成都、中关村和光谷五个高新区科技人才政策数量

从表3-16、3-17可知，张江、深圳、成都、中关村和光谷五个高新区的人才政策都具有以下几个较大的特点：

第一，不同高新区的人才政策数量呈现出了阶段性波动上升的趋势，如图3-17所示，说明在我国科技体制新一轮改革影响下，产业园区加速建设步伐。横向比较下，中关村出台政策数量相对平稳，反映出中关村作为首家获批高新区，近年来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较为成熟。而光谷及其它产业园区政策出台数量波动较大，说明光谷作为后发园区也在积极探索。光谷在2013年和2017年达到政策出台数量高峰，这与武汉市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大学生留汉创新创业政策有关。如2013年，围绕武汉市政府颁布的“青桐计划”，光谷管委会颁布《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于实施“青桐”计划的暂行办法》，包括对入驻孵化器的给予房租补贴等创新创业优惠措施。

第二，专用型政策居多，光谷及张江10年累积颁布的专用型政策比重皆大于综合型政策，且光谷专用型政策比重居五大自创区之首），成都及中关村综合型政策占比分别居前两位。综合型人才政策关注的领域更广泛且多由高级别发文主体制定，成都高新区极其重视创新创业，出台许多扶持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高层级政策。中关村是由中央牵头、部委参与协同领导的，由其综合型政策的高比重可看出，其区域建设力度更大。相比之下，光谷近年来更加关注特定人才群体，致力于满足特定人才群体的差异化和精细化需求，尤其重视光电子信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生物产业、节能环保产业这五大主导产业的高端人才引进。例如，3551光谷人才计划明确规定，在这五大重点产业领域引进和培育创新创业人才，2018版3551光谷人才计划暂行办法中增设了国际顶尖人才和产业领军人才层次。

第三，选评工具使用频率低且政策工具多搭配使用。由表3-16可知，横向对比下，光谷“选拔与使用”与“人才评价”工具使用频率较低，也是光谷所有政策工具比重最低的；同时，光谷的“流动与吸引”工具比重较高，仅次于成都。事实上，光谷从初创至今的政策一直“重引不重用”，在打造人才洼地的过程中多运用高福利的人才激励政策吸引人才，忽视了跟人才培训和开发密切相关的发展性政策。人才发展缺乏往往造成人力资本的闲置和浪费，也可能导致重金吸引的人才流失，但多项政策工具的搭配组合一定程度上能弥补政策综合效果。光谷人才政策中的政策工具组合比重居五大自创区之首，沪、深、京则倾向于使用单一政策工具。而光谷科技人才政策的两项及三项政策工具组合的使用频率最高，二者比重之和达60％，但并未涉及包含五项及以上政策工具的政策。此外，在工具组合使用的政策中，“人才激励”搭配“人才培养”，“人才流动”搭配“人才培养”的组合使用频率较高，分别达到了15项、16项。

第四，多主体协同发文少且职能部门不活跃。据统计，光谷多主体联合发文政策仅10项，所占比重不及成都；在联合发文政策里，成都和张江的职能部门无论是作为牵头部门还是参与部门都比较活跃。相比之下，光谷的多部门协同政策较少且多由湖北省委、湖北省政府、武汉市委、武汉市政府制定，人社部门、科技部门、教育部门等职能部门活跃度低，且多作为参与部门出现。光谷的部门联合发文政策多涉及人才创业、人才流动，这些工作需要各部门尤其是职能部门间的联动，光谷的多部门协同的“政策合力”略显不足，难以充分保证政策执行，同时，职能部门间的协同和参与不足，不利于不同政策目标同时推进。

第五，政策指导力度强且省市关注高。光谷发文机构仅涉及“园区管委会”与“省市级”两级别，其中省市级出台政策比重为78.57％，居五大自创区之首，园区管委会发文21.33％，仅次于中关村。这与光谷“独立园区”的发展模式有关，同时反映湖北省、武汉市对该人才示范基地的高度重视。此外，由园区管委会发文较多可知，光谷有较大的自主探索空间，有助于光谷落实人才住房、项目资助等微观政策。从文种类型看，光谷同沪深蓉的“意见”“通知”这些既有明确受文对象、又有较强规范性和约束性的政策文种类型占比总和均在50%左右，而具有较强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措施”、“细则”的政策类型占比低，这说明光谷科技人才政策约束性强，接受高级别机构宏观指导程度高。因此，光谷科技人才政策既受到省市级宏观人才计划等规范性政策的指导，又享有较大的自主探索空间，政策互补性较好。

2.人才政策对园区的影响

产业园区人才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科技活动人员规模增长稳定和人员结构不断升级，这给园区的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为直观的影响就是园区的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比变化。张江、深圳、成都、中关村和光谷五个高新区的投入产出比见表3-18。

表3-18张江、深圳、成都、中关村和光谷五个高新区的投入产出比

由表3-18可知，横向对比下，光谷的投入—产出比最低，说明光谷科技人员的创新投入产出转化能力水平高，这与对特定人才群体支持力度大的专用型政策颁布密集关系密切。例如，在2009年启动、2012年后成为常态性计划的“3551光谷人才计划”，尤其关注高科技主导产业和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技术扶持。但就光谷自身而言，其专利授权逐年递增但近年增速减缓（表3-19），说明光谷近年知识产出活力有所下降。

表3-19 光谷企业专利授权数量及增速

另外，产业园区的人才政策也对园区内知识网络和知识结构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公共政策可以通过创造吸引知识工作者的环境，在创建知识型城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跨国网络为隐性知识的跨境传播以及当地能力的建立和升级提供了一个重要机制，这种机制与全球生产网络不同，但又是相辅相成的。当工程师在两个地区之间旅行时，他们携带技术知识以及有关新机会和新市场的联系，资本和信息。此外，由于社交网络的密度和社区内的信任，这些信息在这些遥远区域之间的移动速度几乎与在这些区域内移动的速度一样。这些跨国联系大大加速了两个地区之间技能、诀窍和市场信息的流动。此外，他们经常协调网络旗舰店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从帮助确定合适的原始设备制造商（OEM）供应商到促进持续（通常是面对面）的企业间沟通，以跟上行业快速变化的步伐。

3.3.5 税收政策影响

1.产业园税收政策现状

以中国为例，自 2009 年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来，为落实国务院批复精神，先后开展了股权和分红激励、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支持创新创业的税收优惠等 16 项先行先试政策，其中 10 项政策已经向全国范围内推广，2 项涉及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已纳入新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我国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推广图谱如图3-3所示。

图3-3 我国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推广图谱

图3-3中，我国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主要包含科技投入政策、金融政策和税收政策，其中税收政策是十分重要的环节，主要包含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个方面。在我国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中，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试点政策、股权与分红激励试点政策和鼓励创新创业的税收试点政策是产业园区税收政策的主要方面。

（1）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试点政策

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试点政策已纳入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5 年修订）。为激发科研院所人员活力，围绕中央级事业单位产权权属与收益问题，2011年，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改革开始在中关村进行试点。2013 年 9 月，试点政策扩大至中关村、东湖、张江三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2014 年 9 月，在北京中关村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选取 11 家单位开展新一轮试点工作，赋予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收益”完整权属。2015 年 10 月，修订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正式实施，赋予国有科研机构和高校院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2016 年 3 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国发〔2016〕16 号）进一步细化了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相关政策规定和操作性措施。

（2）股权与分红激励试点政策

为激励国有及国有控股的院所转制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企业开展股权和分红激励，2010 年 2 月，《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实施办法》（财企〔2010〕8 号） 颁布，在中关村启动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工作。2010—2011年，试点政策相继推广至武汉东湖示范区、上海张江示范区以及合芜蚌试验区。2016 年 3 月，财政部、科技部、国资委联合印发了 《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 财资〔2016〕4 号） ，将试点政策推向全国。

（3）鼓励创新创业的税收试点政策

税收试点政策包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分期缴纳等政策，以及 2013 年试点的 “新四条”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已推广到全国）：2010 年 10 月，中关村试点政策在原有企业研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可列入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的核算范围，加大了对企业研发活动的税收支持力度。2013 年 9 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 （ 财税〔2013〕70 号）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推广至全国。2015 年 11月，《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5〕119 号） 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已推广到全国）： 2010 年 10 月，中关村示范区进行试点，对示范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职工工资薪金总额 8% 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2013 年 2 月，试点政策推广至东湖、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及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2015 年 6 月 9 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63号）将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

股权奖励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政策（ 部分推广）：2010 年 10 月，为解决企业科研人员在获得奖励股权但尚未取得股权相关收益情况下，缴纳个人所得税可能存在困难的问题，在中关村示范区开展股权奖励分期缴纳试点。相关科研人员可在不超过 5 年的期限内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2014年 12 月，该项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范围。2014 年 9 月，中关村示范区大胆创新，原试点政策进一步完善，将 5 年内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调整为在取得分红或转让股权时缴纳，并将科技型中小企业也纳入优惠，但目前这一政策仅适用于中关村示范区。

“新四条”政策（已推广到全国）：2015 年 10月 23 日， 《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2015〕116 号） 将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政策、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政策、技术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政策、企业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政策推广至全国。

2.税收政策对产业园发展的影响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股权与分红激励试点政策有效调动了科技人员积极性，提高了企业运营效率。截至 2014 年年底，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示范区及合芜蚌试验区内已批复的试点单位达到 230 家，激励人员超过 2000 人。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试点受到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人员的普遍欢迎，统计显示，各地示范区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登记的技术合同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如 2014 年，合芜蚌试验区内 3 家中央级事业单位和 67 家省属事业单位完成的技术转让项目 40 项，技术转让金额 3823. 1 万元，同比增长25. 8% 。东湖示范区内试点的华中科技大学，2014年技术合同认定登记1738 项， 同比增长约37. 6% ，技术交易额约18. 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70%。

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2012 年，中关村、东湖、张江示范区与合芜蚌试验区共有 3143家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试点政策，减免所得税约 394. 05 亿元，该政策对减轻企业研发费用负担、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明显。2013年，四个地区共有 187 家高新技术企业享受了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试点政策，减免所得税共计1334. 4 万元，该项试点政策对企业增加职工教育费支出的引导激励作用显现。截至 2015年12月底，共有 3 家企业享受技术转让企业所得税试点政策，减免应纳税所得额 766. 22 万元。北京市共有23 家企业办理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备案，转增股本总金额 3. 14 亿元，涉及股东 145 人，享受分期纳税额 5569. 64 万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个人股东一次性纳税困难。

加快科研改革步伐。过去的科研项目经费预算体系中，没有专门列出间接经费，而预算中允许科研单位提取的管理费大体上仅在直接费用 8% 的范围内，无法支撑科研单位为科研工作提供良好的公共设施和条件。科研经费管理试点政策中间接经费最高 20% 的计提比例，能够更好地满足科研机构引进人才、奖励科研人员的需求，对提高科研人员积极性、加快科研速度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科技创新。2012 年 8 月，“新三板”首批扩大试点，新增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津滨海高新区，试点范围扩大后，挂牌企业从 2011 年底的 97 家，增加到 2012 年底的 200家，增长了 1 倍多；2013 年底，市场扩容至全国，2014 年全年挂牌企业数量达到 1549 家，到 2015年底挂牌企业已经达到 5129 家。随着市场规模的增加，极大拓宽科技型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2012年，24 家挂牌企业通过定向增资方式融资 8. 18亿元，较上年增长了21. 5%；2015年，通过定向增资方式融资金额达到 1213. 38 亿元，发行债券融资42. 3 亿元。同时，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快速发展。2014 年，中国天使投资日益活跃。据统计，2014 年全国已披露的天使投资案例共 317 起，总投资金额 42. 26亿元；其中 53% 的投资案例和 61. 3% 的投资金额发生在北京，17% 的投资案例和 14. 9% 的投资金额发生在上海。创业风险投资快速发展，2014 年，中关村和东湖示范区的创投机构总量分别达到 457家和 296 家，分别是 2011 年的2. 02倍和 6. 43倍。

促进经济增长。各示范区近年总收入始终保持了平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14年中关村、东湖和张江示范区实现企业总收入合计超过 5. 7 万亿元，连续 3 年增速保持在 18% 以上。2014 年，三个地区实现 GDP 合计达 10781. 1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21. 9% ，已连续 3 年增速保持在 20% 以上；合芜蚌试验区实现 GDP 达 8574. 3亿元，连续 3 年增速保持 10% 以上。

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经济结构不断升级创新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大幅增加。2014 年，中关村、东湖和张江示范区及合芜蚌试验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共计 12120 家，比 2011 年增加 68. 1% ，占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的比例由 2011 年 的13. 4% 增加到 18. 1%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经济结构优化趋势明显。2014 年 1 至 10 月，中关村重点发展的下一代互联网等六大优势产业集群和集成电路等四大潜力产业集群中的规模以上企业实现总收入 1. 75 万亿元，占示范区规模以上企业总收入的比重达 67. 9%。

3.3.6 园区高校数量影响

产业园区内高校的数量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产业园区的发展：人才和知识。对于人才而言，产业园区内高校越多，越容易聚集更多的优质人才，进而极大地促进园区的未来发展；对于知识而言，高校内的科研创新、知识流动将直接影响园区内的知识结构和创新动力。

1.人才

例如，中关村科技园区是我国科教资源和人才资源最为密集的区域，拥有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近41所，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所属院所为代表的国家（市）科研院所206家；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67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27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8个；大学科技园26家，留学人员创业园34家。如图3-4所示，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等。

图3-4 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大学

科技园区内的大学越多，其汇聚的人才就越多。因此截至2016年年底，中关村拥有各类人才约4万人；其中，拥有中央“千人计划”1188人，占北京市的4/5，占全国的1/5；入选北京市“海聚工程”累计590人，占全市的65.6%；入选中关村“高聚工程”292人，人才高端高智特征突显。2016年，中关村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为53.2%。其中，硕士学历和博士学历的从业人员分别达26.3万人和2.5万人，分别占10.6%和1.0%。

表3-20 中关村人才占比

2.知识

企业能够获得外部知识来源的程度（包括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会影响其交换和结合这种知识的能力，从而影响其产生创新的能力。在科技园区的特殊背景下，企业创新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能够获得不同的外部知识来源，并确定组合这些知识来源的新方法。

在地理上集中的空间内，企业和高校之间有高度的隐性知识交流，这通常被认为是主要的区位优势。特别是在科学园内，企业和高校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以及非正式和正式的会议，以促进信任和更高水平的知识传播。因此，大学作为知识提供者的作用及其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大学是知识的提供者、大学与企业的联系和知识网络。

（1）大学是知识的提供者

科学园区的目的是在共享空间内将技术从大学转移到相邻的企业，大学的基础研究是知识的主要来源，大学在促进地方发展和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种模式中，大学和当地高科技企业之间发生了某种“技术互动”。

大学是宝贵的知识来源，因为它们提供的科学研究，科学园内的企业可以转化为新的有价值的产品，服务或流程。企业的创新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然后按照顺序过程转向开发和营销的结果，而大学不仅可以在企业的创新过程开始时，而且可以在整个过程中提供有价值的知识。同时，大学拥有丰富的物资和社会资本储备，以及大量专家和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在不同阶段传递知识来增加创新的成功概率。

此外，大学是宝贵知识的来源，通过基础研究和在科技园中发挥重要作用，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实际上，大学可以被视为知识中介，用以寻找和吸收本地或非本地知识，并将其传播到科学园。在科学园内，大学通过提供从其他企业和机构获得知识和资源的途径，促进企业的创新。它们可以被视为“桥梁”机构，将某个地点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例如与领先的企业或当地机构联系起来。因此，与科技园内大学的联系可以被认为是等同于拥有许多联系，提供由无数企业和其他已经与大学互动的机构提供的不同思想，经验和知识来源。

因此，科技园内大学提供的知识将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2）大学与企业的联系

虽然预计与大学建立联系的企业将提高其创新能力，但并非所有企业都能以同样的方式向他人学习，因为它们理解和吸收从外部来源获得的新知识的能力不同。这种吸收能力趋向于累积发展，并建立在先前的相关知识上。更准确地说，只有当新知识被共享并同化时，它才会被纳入组织知识。一家企业吸收从大学获得的知识的能力可能主要与其潜在的吸收能力有关，即识别、分析、处理、解释和理解外部获得的知识的能力。大学是基础研究的来源，但也能将企业与各种知识来源联系起来，提高企业识别并将其纳入现有知识库的能力。

企业拥有的知识与大学提供的知识之间的某种接近对于提高企业的潜在吸收能力是必要的。企业应该与大学建立一定的认知接近度，以便成功地沟通，理解和处理知识。一家企业的学习能力取决于它拥有或过去拥有的特定投资和补充资产，社会背景和文化，以及它所参与的活动、技术和市场组合。这些条件都促使企业走向由企业先前和历史知识确定的特定学习路径，并反映在特定的例行程序中。

科学园区内有两种普遍和经常出现的联系形式：建立子企业，由学术人员将研究从实验室带入科学园，创办自己的商业企业；通过正式合同或非正式的关系建立研究联系。

建立子企业可以提高企业的潜在吸收能力，因为它可以更容易地确定大学提供的哪些本地知识与其现有活动相关。子企业中的大多数管理人员都是科学家或与大学高度合作，因此，他们与大学有类似的方法。他们与大学分享发展研究的共同方式，在创新的技术方面花费了大量时间，并且不太重视如何营销他们的产品和内部组织。也就是说，子企业的管理人员会发现很容易依靠大学进行积极的技术转让，因为他们相互理解。因此，在科技园内，从大学分拆出来的子企业可从大学获得更多知识。

科学园区中的企业还可以与大学建立正式关系，例如与大学之间的研发合作，分析和测试，并且可以签订研究合同。这些协作联系涉及与大学的反复和定期会议，侧重于具体问题，并需要协调和密切接触。此外，许多这些正式关系都伴随着非正式关系，例如与大学工作人员的个人接触，参加研讨会和会议以及获得当地研究，这也允许知识交流。如果企业与大学在正式或非正式互动的基础上发展长期关系，它们往往会分享一种认知上的接近，从而增加企业潜在的吸收能力。与大学达成协议，可以培养企业探索新的相关知识的倾向，因为它提高了他们扫描环境并在内部纳入这些知识的能力，外部知识来源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吸收能力。

通过与大学成员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发展出稳定的关系，使知识共享比仅基于市场力量或商业关系的企业更容易。这种稳定性促进了各方之间不可转让的常识的发展，从而增进了企业之间的相互了解。此外，在这些条件下，双方提供援助或支助的动机更强。保持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互动需要时间和精力，企业将试图通过增加互惠关系来利用这些关系，试图相互贡献，并努力被理解。因此在科学园内，与大学达成协议的企业将从该大学获得更多知识。

（3）企业知识网络的影响

除了与大学建立的关系外，科学园内的企业还可以通过访问其他同地企业之间建立的知识网络来增加创新。中心性被认为是知识网络结构中最重要的定位特征之一。网络中心性是指企业在整个关系模式中的位置，创建网络，并表明企业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行动的中心，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许多重要的关系。这种中心地位与创新积极相关，因为它增加了对更广泛技术知识的及时获取，也与企业的潜在吸收能力密切相关，因为它提供了需要识别和整合的新知识的重要途径。

每家企业只能追求有限数量的技术和研究领域，而连接到网络的其他企业则以快速准确的方式提供对其他互补领域的访问，网络收集有关有前途的技术发展和研究工作失败的知识，因为网络中的每个企业都是一种处理机制，以远远超出单个企业的处理能力的方式吸收、筛选和分类新技术发展。

在企业知识网络中的这种中心地位可以对大学提供的知识产生强化作用：在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企业也将更积极地接受大学的知识。如前所述，大学有助于从其他机构和企业获得有价值的知识，扩大企业对更多样化的观点、想法和经验的接触。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地网络的中心性扩大了对知识的获取，超出了通过每个企业的直接联系获得的知识，因此与大学建立关系的企业将成为本地网络的核心参与者。

以类似的方式，大学可能将知识传递给中央企业，因为它们在科技园中享有更好的声誉和更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们也更容易将新知识传播给位于同一地点的企业。大学可能有兴趣开发一个本地网络，以便在企业之间轻松转移这些知识。此外，高度集中的企业在知识交流方面拥有更多的经验，因此他们可以更容易地从大学传递知识。能够接触到更多样化的知识来源的企业，在理解和传播知识方面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因此它们可能拥有更多的中心位置。网络中的中心性有助于达成共识，特别是对于新兴的机会、想法和技术。因此，在科技园内，在合用同一地点的企业之间建立的知识网络的中心地位将与大学获得的知识强度呈正相关。

3.4 典型案例分析

3.4.1 产业升级转型典型案例

煤炭是朔州的支柱产业，走转型之路，推进智能化矿山建设成为煤炭企业是转型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朔州市紧扣“安全、高效、绿色、智能”的发展方向，大力推动煤炭智能绿色安全开采，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提高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近年来，朔州市持续推进煤电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依托煤炭生产过程中伴生的煤系高岭土资源，大力发展包括陶瓷产业在内的固废综合利用产业。此外，转型综改试验区是党中央授予山西的金字招牌，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是朔州的国家使命。作为工信部确定的首批全国12个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和区域工业绿色转型发展试点城市之一，朔州把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作为转型的重要抓手，不断拓宽固废综合利用渠道，研发固废资源化利用新技术，分享固废综合利用新成果，全力打造全国一流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为做好产业转型升级，朔州经开区科创商务园区发展科技孵化、信息技术、总部经济产业，规划面积13.6平方公里。神电固废综合利用园区发展固废综合利用、新材料、节能环保产业，规划面积11.05平方公里。新兴产业园区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储能、新材料及轻工业等，规划面积34.35平方公里。麻家梁循环经济园区发展碳基新材料、现代农业、生态旅游产业，规划面积7.56平方公里。临港物流园区发展临港现代物流、晋北保税物流、区域电商调度、临空大数据工业，规划面积33.3平方公里。此外，朔州经开区还全面提升营商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区内道路、通信网络、污水处理等“九通一平”工程基本完成，标准厂房可“拎包入驻”。深化“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专员服务”，实行全承诺、零审批、拿地即可开工，项目总审批时间减少到43个工作日以内，企业开办时间1天以内。推进“一个大厅管服务、一枚图章管审批”改革，打造“六最”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承接省、市授权1405项，实行“办事不出区、区内事区内办”。出台了招商引资产业发展政策“89条”、优化营商环境“新十条”等扶持政策，对重大项目实行“一事一议”、“一企一策”。

经过近30年发展，开发区集聚了中煤集团、同煤集团、大唐国际、日本小松等世界五百强企业。现有各类注册企业2740家，“四上”企业130家。2020年，面对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地区生产总值完成88.62亿元，增长4.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7.23亿元，增长11%；规上工业增加值完成41.3亿元，增长12.2%；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5亿元，增长31.5%。

当下的朔州经开区，发展的动能活力持续释放，多点产业支撑、多元优势互补、多极市场承载、内在竞争充分的产业体系逐步成势，经济综合竞争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再上新台阶。“十四五”期间，朔州经济开发区将聚焦“转型发展蹚新路、经济总量翻两番”目标，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打造“2+3”现代新型产业体系，建设全市“转型综改主战场、新兴产业集聚区、创新驱动主引擎”，跻身全省开发区第一方阵，创建成为国家级开发区。

3.4.2 高新技术产业主导典型案例

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产业集聚可以形成竞争优势,推动技术创新和带来外部效应,相对于传统行业的产业集聚,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由于集聚区内知识溢出的速度较快，其带来的创新优势和外部效应更加明显，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

合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是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国家级高新区，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区、合肥滨湖科学城创新引领核、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首批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和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合肥片区核心区，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支点，在全国169家国家级高新区综合排名中连续八年位居前十名。

高新区秉持“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立区宗旨，探索出了一条“科学-技术-创新-产业”的内生发展之路，在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和产业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科大讯飞入选首批四大国家AI开放创新平台，安徽省科技创新“一号工程”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加速建设，形成了“中国声谷 量子中心”的园区品牌。

高新区是原始创新的“策源地”。聚焦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国科大高新校区初具雏形，拥有中科大先研院、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等重大协同创新平台，类脑智能国家工程实验室、人工智能研究院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新型研发机构加快建设。大力实施名校名所名企引进战略，引进了中科院广州生物院、中科院重庆绿研院等龙头企业创新中心。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近2000家，省级以上技术（工程）研究中心200余个，万人有效发明专利392件，R&D投入强度达12.8%，居全国国家高新区前列。

高新区是新经济的引领区。高新区培育了科大讯飞、科大国盾、四创电子、华米科技、阳光电源等行业领军企业，形成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信息、网络安全、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高端产业集群，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成功入选国家发改委首批66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高新区是创新创业的示范区。聚集企业6万余家，自主培育的上市企业累计34家，新三板挂牌企业50家。拥有各类孵化平台91个，在孵企业3000余家。建立了天使投资、创新贷、助保贷、股权投资、青创资金等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聚集各类基金200余支，基金规模2500亿元。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两次获得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彰。

3.4.3 产业多元化典型案例

多元化指选择资产组合以降低风险的过程。产业多元化既指产业的多样性，又指由需求、生产技术和贸易流动所驱动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增加一个地区的产业多样性能分散风险，并降低所有产业都同时衰退的可能性。有多种产业的经济在面临衰退时，增长的产业提供的就业机会能弥补衰退的产业损失的就业机会，从而降低失业率。因此，产业多元化同经济稳定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产业越多元化，经济就越稳定。

多数园区以产业多元化为发展目标，如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199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区之一，实际管理面积78.65平方公里。经过31年的发展，如今有各类市场主体超300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343家，高新技术企业918家。2021年，主营业务收入达3332亿元，并入选第三批国家“双创”示范基地。目前拥有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4家，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3家，装备制造上市企业6家，“四上”企业701家，专精特新企业48家，瞪羚企业 65家。

在“石家庄GDP力争破万亿”的支撑之年，石家庄高新区按照“高端、数字、融合、集群、品牌”的产业发展方向，加快释放发展新动能。做优做强生物医药健康产业，提升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引擎。

在生物医药健康产业方面，依托石药集团、以岭药业、石家庄四药、华药金坦等知名药企，积极培育创新药研发、高端医疗器械和大健康产业，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生物医药健康产业体系，努力打造河北省会首个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综合排名中位列第8位，生物医药企业总数达1816家，在研新药300余个，营业收入占全省近60%，生物医药总收入854亿元、实现产值500亿元。

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依托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企业第54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企业第13研究所、旭新光电等名企，夯实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础，充分利用“大、智、移、云”手段，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和京津冀数字经济新地标力。

为支持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石家庄高新区谋划建设了石家庄国际生物医药园、高新区电子科技园。用不到一个月时间，顺利完成郄马村拆迁工作，腾出近两万亩净地，擘画“塔吊林立、热火朝天”发展蓝图。

3.4.4 营商环境优化典型案例

营商环境是指市场主体在准入、生产经营、退出等过程中涉及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有关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是增强市场活力、稳定社会预期、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促进发展和就业的有效举措。要按照条例要求，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坚持问题导向、重点突破，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淄川经济开发区是1992年经省政府批准成立的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辖区面积45平方公里，下辖32个社区，户籍人口 3.6万人，常驻人口8.5万人。开发区先后荣获“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开发区”“中国科技创新示范开发区”“中国产业园区创新力百强”“中国绿色生态园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获批“国家级新能源产业基地”“山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山东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山东省版权保护示范园区”“山东省投资环境十佳园区”“省级文明单位”，被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授予“国家转型升级示范园区”，入选“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常务理事单位”。淄川经济开发区的以下优势极大的优化了自身的营商环境。

地理位置优越。开发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文化底蕴深厚，是战国纵横家、外交家、谋略家苏秦桑梓地，是明朝首辅大臣张至发的故乡。区内的胶王路、庆淄路、205国道、张博路快速通道、滨莱高速公路等，形成了与全国联通的便捷快速路网。开发区毗邻胶济铁路，至济南国际机场90公里，距青岛港和青岛国际机场270公里，海陆空运便捷。

基础设施完善。近年来，开发区累计投入200多亿元，新建了张博路附线、松龄西路、庆淄路、文昌路等18条道路，形成了九纵九横的道路格局。区内铺设供水、供热、供气管网112公里，日供蒸汽6000吨，日供天然气60万立方，建有日处理污水8万立方米的污水处理厂，有2座11万伏高压变电站，1座自备热电厂，整个园区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善、投资环境优良。

产业基础坚实。明确汽车主导产业定位，打造以吉利汽车为核心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作为“1号”产业全链发展，大力培育泰展机电、隆泰工贸、雷帕得等34家汽车零部件企业，重点招引汽车电机电控等配套产业，5年内打造千亿级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加快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3个支柱产业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发展。围绕金城生物、鸿庄医疗、上海欣百诺生物，依托生物医药产业园，聚力打造百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以火炬能源为龙头，整合金科力、明泰电器等11家新能源配套企业，打造百亿级新能源产业基地。集聚七星产业园、功力机械、桑德机械等优势企业，打造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大力发展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及移动大数据3大平台经济，以齐鲁云商、山东淄矿物产有限企业、日日顺等现代物流平台为带动，打造千亿级货物吞吐量的物流基地。以丰祥电商产业园为引领，进一步深化电子商务对企业和企业生产经营中的赋能，打造升级版电子商务平台。以功力工业互联网、鲁中大数据中心为依托，做好大数据产业研发和布局。

研发能力强劲。拥有国家级研发机构5家、省级以上研发机构39家、市级研发平台44家，院士工作站12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家、分站4家。园区内企业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6项。鲁泰纺织筒子纱数字化自动染色成套技术与装备项目，首次实现了开发设计网络化，生产流程自动化，ERP管理信息化和营销体系电子商务化，实现集合染色装备的单机自动化到系统自动化，荣获2014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山东金城医药企业是重要的生物制药生产基地以及国内知名的医药健康产业集团，该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已完成20多个产学研项目，有3个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5个项目达到国际领先水平，10余个项目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人才优势凸显。园区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连续11年举办“百名专家淄川行暨科技成果引进洽谈会”“百家企业院校行”“百名博士进企业”等“三百三行”活动，先后吸引360余家高校院所、52名两院院士、700多名专家、教授参加活动，解决企业技术难题1300余项。引进陈蕴博等3名院士来淄创业，刘维民等12位院士分别建立院士工作站，引进、培养了张建祥、俞建勇、郑庚修等17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孙泓、白光星等17位博士成功创业。鲁泰集团刘子斌荣获中国杰出质量人；赵鸿富获得“山东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苏建昌荣获国家“万人计划”人才称号；傅佳佳荣获“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称号；张战旗同志荣获“山东省智库高端人才”荣誉称号。

经济实力雄厚。近年来，开发区坚持以“生态优先、转型发展”为主线，以争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抓手，紧盯“三大目标”，创新引领、加速发展，产业集聚初见效果，发展后劲逐步显现，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经济实现了逆势快速发展。2020年实现税收10.8亿元，同比增长31.7%；地方财政收入6.5亿元，同比增长44.4％。

3.4.5创新能力与投资价值优化典型案例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1984年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享有“神州第一开发区”之美誉。大连经开区地处东北亚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带和东北三省走廊交汇点上，总面积351.75平方公里，人口158万，是中国东北乃至远东地区走向世界的门户，是带动东北经济发展的龙头。大连经开区享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片区核心区、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沈大自主创新示范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区等多重政策叠加及先行先试的优势。区内现有企业近5万家，外商投资企业3000余家，包括英特尔、大众、佳能在内的世界500强企业近百家，已形成电子信息、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和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集群，具有较大的创新能力和投资价值。

在政务环境建设上，完善政策制定和兑现机制，进一步提升办事便捷度，强化数字赋能“三张网”。广泛向企业问需问计，向服务对象问差距，立足企业和群众需求，着力开展制度创新。建设“云审批、云帮办”平台，推进“网上办”“即时办”；开展“两个免于提交”改革，推进“通证通办”；建立健全大数据平台，强化全区数据资源归集与共享，推进政策兑现“免审即办”。发挥社区政务服务驿站全覆盖优势，健全服务规范，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

在法治环境建设上，强化政府诚信建设，确保司法公平，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严格落实《辽宁省纪委监委营商环境监督行动方案》要求，聚焦八个重点领域，深层次整治五类问题。贯彻履行“八项承诺”，打造“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良好氛围。着力推进涉企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2022年底前全部解决完毕并纳入绩效考核。强化“找我办”平台建设，建立“办实事、解难题”机制，对营商环境相关诉求清单式督办、闭环式整改。

在市场环境建设上，提升开放度和透明度，以尊重市场主体、市场规律为前提行使权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严禁通过“打招呼”等形式影响市场公平竞争交易，清查整治企业主体的各类不合理负担。建立科学有序的招商政策制定和评估体系，规范、透明、公平公正推进项目引进和产业发展。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领导干部定期走访企业的工作要求，同时做实做细“项目管家”平台，发挥线上对接作用，切实为企业服务好、服务到位。

在人文环境建设上，全面加强民生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突出解决企业和群众诉求问题，打造高品质生态宜居城区。进一步强化“民呼我应”群众诉求联应联办机制，通过完善工作机制、强化业务培训、细化考核指标、定期发布通报等手段，持续提升群众诉求平台办件质量，加强高频诉求事项督查督办，注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4.1 园区发展不确定因素增加

1.经济形势的不确定因素增加

总体看，经济形势短期内复苏趋势依然明朗，但长期来看，复苏进程还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是货币政策由一季度宽松转向松紧适度，在流动性有所减弱的影响下，金融市场及房地产市场都面临震荡，依靠金融、房地产及互联网等产业带动的高增长可能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二是当前投资和消费均存在暂时性拖累。投资方面，基建投资落地进展仍然缓慢，明年广义财政赤字率将明显下调；消费方面，在猪肉价格年内趋稳影响下，生活必需品消费整体趋势略弱于往年，且后续预计持续；三是工业投资高增长的态势可能难以持续，高端制造及新材料领域尚需升级，“卡脖子”技术亟待攻克，产业链完备任重道远，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旧存在；四是中小微企业受疫情冲击大，低收入人群、应届大学生、农民工等就业承压较大，居民收入与可支配收入增长之差、当期收入与当期支出差距不断扩大，预防性储蓄上升，房地产前期增长过快造成的结构性泡沫以及居民债务扩大对当期消费的抑制作用可能愈加显著；五是随着境外市场供给端复苏，海外需求可能收窄，对明年出口增速产生较大冲击。

2.疫情影响下不确定因素增加

在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依旧跌宕起伏，给世界各大经济体产生着深远影响。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亚洲各产业园区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如何谋划双循环，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成为各产业园区的重点关注话题。

4.2 高新技术产业支柱作用突显

在数字经济时代，以物联网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改变传统产城空间粗放型运营管理模式，对于产业发展而言，“智改数转”已不是“选择题”，而是关乎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修课”。产业园区是地区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产业园区智慧化的转型发展是必然趋势，建设智慧型园区是当下大多数经济园区发展的主要方向，做好产业园区转型与发展正在成为园区实现新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亚洲大部分经济园区通过数字化转型带动经济发展，突破园区发展现阶段的瓶颈。园区规划和设计开始注重在提供全新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同时，致力于搭建一个功能齐全的服务型产业平台，营造数字化全面赋能的高能级产业环境。

此外，“复合发展”也成为园区经济发展的主题，随着产业与城市的边界逐渐模糊，产业园区开始朝着复合型规划方向布局。随着一些产业园区的主导产业由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转型，产业园区的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从单一产业园向产业综合体升级，“产业+商业”的变革创新，成为产业革新的大势所趋。产业与商业的融合将大有作为，可以为产业园带来各种发展机遇。

4.3 拔高高端制造业发展站位

高端制造业，顾名思义是指处于制造业产业链高端环节或者在制造业中具有先进技术的行业。显然，处于高端产业链环节的制造业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低污染、低排放的显著特征。因此，从行业来看，高端制造业是制造业中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强竞争力的行业。

未来，高端制造业发展站位需要从以下路径进一步提高。

一是推动制造业增加值稳步提升。坚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坚持智能制造、高端制造发展方向，使得三次产业结构更加趋于合理。研究高端制造业重大项目计划，压实重点产业区服务企业的责任。在统计、城市体检指标中列入相应评价指标，如高端制造企业研发投入、工业园区地均产出、生产性服务业占 GDP 比重等。

二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势，坚持高端、绿色、智能导向，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建立制造业及其关联性生产性服务业综合评价体系，加大高端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利用和融合，做大规模，同时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如融资租赁、服务外包、供应链管理等专业化发展。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构建以智能制造、医药健康、产业互联网等为支柱的现代产业体系。适度保留部分都市型制造业，比如食品加工、高档服装、包装印刷等，并进行智能化、数字化升级。

三是拓展产业空间，优化区域协同布局。利用高端制造业等产业的不同发展梯度，通过产业转移、分工协作等形式，拓展发展空间，形成产业共同体，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同时，推动新兴产业共同体协同布局，逐步形成高端制造业发展带，进一步增强产业布局和市场的黏合度，扩大辐射半径。

四是构建区域创新生态，提升创新活跃度。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布局，改善研发投入结构，提高企业研发能力。聚焦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打通基础研究、协同研发、概念验证、产品研发、数据集成、成果中试和产业化等创新链，打造区域性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鼓励引导科技创新成果就地转化。

4.4 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1）坚持系统性思维，强化高新区人才国际化工作顶层设计。

人才国际化包含国际化人才的本土化和本土人才的国际化两个方面，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人才引进与人才培养相结合，实现引育并重。在引进方面，针对各个国家高新区的人才需求与结构性短板，坚定不移地实施全球引才项目，面向创新大国和关键小国、科技比较优势国家，大力引进带技术、带项目、带资金，能够促进高新技术持续发展的领军型国际化人才，特别是在“卡脖子”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人才，围绕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高端环节，同步在全球范围搜集掌握前沿科技成果、具有行业领先水平的顶尖人才和团队分布图，建立数据分享共享机制，定期向高新区、企业发布产业报告和人才地图 ；在培养方面，加大国内高校院所向全球开放力度，鼓励“双一流”高校开展国际化合作办学和国际项目研究合作，促进校地产业技术对接和重大创新成果产业化，持续选派优秀干部、专业人才出国进行中长期培训研修，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支持园区、企业开拓国际空间、开展国际合作，加快建立海外专家工作室，设立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海外协同创新中心、海外研发中心、孵化基地等，就地使用全球创新人才资源。

（2）践行柔性引才理念，强化企业引才的主体地位。

党中央高度重视柔性引进人才。要强化效益意识和柔性引才理念，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所在、但求所为。要采用柔性流动方式，引进更多“候鸟型”人才。同时，应强化企业在人才引进中的作用。美日两国跨国企业在吸引海外优秀人才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我国在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方面政府一直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企业界的潜能没有被完全挖掘，积极性也没能被调动起来。因此，在全球人才争夺中，必须强化企业的作用，促进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为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使用人才的重要主体。

（3）强化人才与产业部门对接，补齐人才支撑平台短板。

人才项目、人才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产业平台、创新创业平台、金融平台等平台的支持。要完善聚集人才产业平台，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紧扣区域主导产业发展方向，积极争取国家产业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平台的落地布局。强化人才部门与产业部门的对接，开展人才需求预测预报，引导人才向重点行业、关键领域、科研生产一线集聚。推动产业联盟建设，以业内龙头企业为核心，联系中小企业、高校院所、中介机构等广泛参与，形成基于共同标准的产业共同体和上下游产业链。要完善创新创业平台，支持高校院所与园区、企业共建大学科技园、产业创新中心、双创基地、科技孵化器等载体，强化产业、科技、财税等政策对重大科研成果转化项目的集成支持力度，推动更多科技创新人才走进产业发展“主战场”。

（4）加强国家层面人才引进。

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统筹协调全国各省引才政策地区差距是各国区域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且是长期存在的发展问题之一。在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和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区域分布不均衡的现实情况下，各地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中的竞争力也是不均衡的。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对高层次人才需求更迫切，但这些地方政府的支持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建议从国家层面加强对欠发达地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支持力度。例如，在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中，单列专门面向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名额，扩大中西部地区的海外人才引进规模；为中西部地区国际化人才提供更便利、更优惠的就业环境，引导海外高层次人才向这些地区流动；弥补地方政府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上存在的差距，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更大的人力资源支持。同时，从国家层面统筹协调各省引才政策，避免地区之间的人才恶性和无序竞争。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使用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个政府部门，要避免各自为战的现象出现，充分发挥各部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形成政策合力，缩小区域间高层次人才资源差距。

4.5 加大对资本的引导和监管

（1）明确规划导向，驱动招商引资

园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适当的产业政策、产业规划予以引导和推动，每个地区均有其经济发展的规划与方向，即重点发展重工业、第三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资本的流向直接反映了园区经济发展的方向。例如，工业用地供给优惠是地区招商引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越多，对于企业的吸引力越大。而土地作为政府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集中体现了政府社会资本的效用与地位。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能够直接获得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相关收入，还可以通过招商引资间接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增加工业用地的出让面积，可以显著拉动当地城镇非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GDP和财政收入。具体来说，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提供资金支持、建设基础设施、实施政策优惠等行为吸引符合当地经济发展规划要求、优质的实体企业入驻当地产业园区，同时，依靠园区内企业的可观回报、良好发展前景吸引可靠的资本方注入资金。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将资本投入政府期望引导的领域中，一方面强化了当地的产业建设与发展规划以有效带动地区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向社会明确传达当地经济发展与建设方向的信号，从而进一步吸引高质量的实体企业与资本入驻当地产业园区，为地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简而言之，资本具有导向性，其投向映射了政府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战略与规划。通过资本的有效运作，能够为地区产业发展打造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从而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活力与创造力，拉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依靠技术创新，带动新动能升级

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在于科技创新，而资本能够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入实体产业发展新动能提供重要支撑。发展先进制造业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制造强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制造业的融合进一步增强，为“先进制造业”“中国智造”等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引擎。适度的政府创新补贴、研发补助等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地方政府对于创新驱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越高，越能提供更多的政府社会资本支持，这不仅能促进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与水平的提升，而且有助于形成鼓励创新、支持创新的良好发展氛围，从而拉动地区经济增长、加速新旧动能转换。通过加大资本对地区技术创新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为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的发展和腾飞提供充足的资本保障。由此可见，资本能够对地区科技创新起到引导作用，可以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发展与实体经济振兴。

（3）优化配置结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资源配置是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政府社会资本能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助力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资本能够根据地方经济与产业发展规划要求，合理安排资源配置结构，为实体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另一方面，资本能够遵循逐利避险的逻辑链条引导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领域。政府向企业投入的资本与其提供的公共产品有本质的区别，政府社会资本并非是每个企业均享有的，具有非均质性。因此，针对投入的资本，政府有权、也应该追求高回报、高效益。而且，资本的根本属性是趋利避险。这意味着资本的配置逻辑是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投入到效率更高、风险更低的领域。因此，资本在配置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对资金效率与财务风险水平进行研判。除此之外，资本的配置方向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市场资源的配置方向与配置效率，并引导市场投资者将资源配置到地方经济发展更加需要、效率更高的领域之中，从而满足地方经济发展要求。资本的配置不仅能够保证资本自身的配置结构与效率，而且能够提升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水平，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各个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促进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